[微风]1941年，国军少将陈中柱被日军砍下头颅后，王志芳带着6岁的幼女来到日军军营：“我是陈中柱的妻子，来取回丈夫的头颅！” 1941年6月的泰州城，日军司令部大厅，空气里不仅有枪油和汗水的味道，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福尔马林味。 正对着大门的香案上，赫然摆着一只木匣，里面放着一颗成年男性的头颅，那是国军少将陈中柱的头。 站在案几对面的，不是来劫营的敢死队，而是一个穿着素色旗袍的女人，她叫王志芳，手里紧紧牵着一个6岁的小女孩，腹部高高隆起——她怀着7个月的身孕。 这就好比一只羚羊走进了狼群的晚餐会，大厅四周全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刺刀在惨白的灯光下泛着寒光，坐在正中间的日军指挥官南部襄吉，眯着眼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 就在三天前的6月7日，武家泽战场，35岁的陈中柱因为身材高大，又举着望远镜指挥冲锋，成了日军机枪手的活靶子。六发子弹穿胸而过，当场殉国。 南部襄吉为了向上级邀功，也为了震慑那一带的抗日武装，做了一件极不体面的事：他命人割下了陈中柱的头颅，像战利品一样带回了泰州。 此时此刻，这场对话的赌注是不对等的，南部襄吉手里握着生杀大权，而王志芳唯一的筹码，只有身为“将军遗孀”的那点尊严。 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一个孕妇为什么非要闯这趟鬼门关？ 时间回到三天前，当王志芳在芦苇荡里找到丈夫遗体时，看到的是一身被黑血浸透的军装，和那个血肉模糊的断颈，周边的溃兵和乡亲都拦着她，说这时候去泰州就是送死，那是龙潭虎穴。 王志芳当时的反应，不是哭天抢地，而是出奇的冷静，她回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法接的话：“我是他的妻子，我都不去，谁去？” 她没有选择穿一身缟素去乞讨在那乱世里，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她翻出了箱底最体面的旗袍，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很清楚，今天走进日军司令部，她代表的不是一个可怜的寡妇，而是一位阵亡将军的“外交官”。 回到大厅的对峙现场，王志芳没有下跪，她看着南部襄吉，抛出了她的逻辑，她先是承认了现状：人死不能复生，两军交战各为其主，这都没话说。 紧接着，她话锋一转，直接点破了日军的格局：你们把头颅拿走，除了羞辱死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最后，她把退路堵死了，这位25岁的孕妇盯着日本指挥官的眼睛，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狠话：“如果你一定要阻拦，今天这里就会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你要我的命，我就死在这里，一尸两命，连同将军的遗孀一起死在你的司令部，这对标榜“武士道精神”的日军来说，绝对不是一份光彩的战报，而是一桩洗不掉的丑闻。 南部襄吉沉默了很久，可能是被这种非对称的勇气震住了，也可能是出于对对手的某种敬意，他最终挥了挥手。 那个装有头颅的木匣子被捧了出来。 接下来的这一幕，极具历史的荒诞感与冲击力：当王志芳颤抖着双手接过丈夫的头颅时，南部襄吉突然站起身，大厅里所有的日军士兵哗啦一声立正，向这位中国女人的背影，以及她怀里的头颅，敬了一个军礼。 这不是因为日本人突然良心发现，而是硬骨头换来的尊重，走出泰州城门的那一刻，王志芳那根紧崩的神经才彻底断掉，泪如雨下。 回到武家泽，她做了一件事：找来一位手艺好的木匠师傅，用针线，一针一脚地把陈中柱的头颅和身体缝合在了一起。 那是物理上的缝合，也是精神上的修补，看着终于“完整”的丈夫，她轻声说了一句：“中柱，我们回家了。” 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陈中柱的时间永远停在了1941年的35岁，但王志芳的时间还在继续。 那个在腹中经历了“夺头之战”的孩子后来出生了，取名陈志，寓意承志，王志芳信守了丈夫阵亡前“一定要把孩子带大”的嘱托，她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靠打零工、做针线活，硬是守了77年的寡，终身未嫁。 直到2017年，这位传奇女性在澳大利亚逝世，享年102岁。 从1941到2017，她用漫长的一生，完成了对那次“缝合”的守护，当年那个被日军嘲笑试图取头的“疯女人”，最终见证了丈夫被海峡两岸共同追认为抗日烈士。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又公平，它拿走了一个年轻将军的头颅，却还给了他一个百岁的守护者，和一段永远挺直脊梁的传说。 信源：央广网陈中柱:英勇无畏的“断头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