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营长被青海西宁牧民扣押为奴隶 1950年青海西宁解放路两旁的商铺已挂上崭新的红旗，身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正向各族群众宣传政策。 就在此时，一个身影踉跄着出现在西宁市党政机关门前，他身着一件磨得发亮的蒙古族羊皮袍，袍角沾满油渍与尘土，黝黑的脸上刻满皱纹。 面对哨兵的询问，他用生硬的汉语低声说道：“我叫廖永和，是当年西路军的红军营长，我要归队。” 哨兵看着眼前这个满身风霜、汉语都说不流利的牧民，一时满是疑惑，赶紧将情况上报给机关里的工作人员。 没人能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蒙古族牧民，竟是十三年前在祁连山血战中失踪的西路军营长，更没人能想象他这十三年里经历了怎样的生死煎熬。 廖永和的祖籍在安徽金寨，1916年出生的他打小就尝尽了穷苦滋味，12岁那年就当上了儿童团员，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14岁直接参加红军，跟着队伍从大别山走到川陕根据地，一路拼杀下来，二十出头就凭着勇猛的作战风格当上了西路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营长，手里那把卷刃的大刀，曾让马家军闻风丧胆。 1937年的祁连山，成了廖永和人生的转折点。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与马家军展开七天七夜的血战，子弹打光了用刀砍，刀砍断了搬石头砸，廖永和的右膝被敌军子弹打穿，只能被战友搀扶着突围。 大部队化整为零后，他带着十一名掉队的伤员在雪地里追赶队伍，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他们穿着单衣草鞋，靠煮野兽皮骨充饥，却还是在青海天峻县的苏里地区遭遇土匪袭击，两名战友当场牺牲，廖永和的左膝盖又中了弹，直接昏死过去。 等他醒来，身边只剩十四岁的通讯员火娃子，两人躲在岩洞里养伤，是蒙古族阿妈江西力发现了他们，冒着被部落责罚的风险送来炒面和草药，还用土法帮他取出了膝盖里的子弹，这份恩情，廖永和记了一辈子。 可这份救命之恩，却让他陷入了另一种绝境。按照当地蒙古族部落的规矩，被救之人的性命属于施救者，伤愈后的廖永和被部落管家强行留下做了奴隶，从此开始了十二年的非人生活。 他被安排去放羊，不会骑马的他只能每天追着羊群在草原上狂奔，一旦丢了羊，迎接他的就是管家的皮鞭，背上的伤疤结了又破、破了又结。 他不是没想过逃跑，可草原茫茫无依无靠，每次逃跑都会被抓回来，换来的是更凶狠的毒打，久而久之，他的汉语说得越来越生硬，蒙古语却讲得无比流利，只是心底的那份归队执念，从来没有半分消减。 深夜里躺在冰冷的羊圈，他总摸着胸口想象着红旗的样子，一遍遍问自己红军还在不在，革命到底成功了没有，这份惦念，比身上的伤痛更磨人。 西宁解放的消息传到草原时，廖永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凭着记忆徒步三百里走到西宁，一路上渴了喝雪水，饿了啃干馍，硬是靠着一股执念走到了党政机关门前。 工作人员起初对他的身份充满怀疑，西路军失散的将士太多，冒认身份的情况也并非没有，直到有人想到了时任西北野战军政委的廖汉生，廖永和曾是他的部下。 廖汉生赶到西宁后，和廖永和聊起了当年西路军的作战细节，聊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聊起了大别山根据地的往事，廖永和对答如流，甚至能说出很多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细节，这份核实，终于让他的身份得到确认。 归队后的廖永和，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工资，补交了十三年来欠缴的党费，每月十元，一交就是多年。 组织考虑到他熟悉青海当地的民情，又懂蒙藏汉三种语言，安排他在青海当地任职，从德令哈区长到海西州人大副主任，他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了青海的建设，带着民兵生擒马步芳残部，走村串户宣传政策，把草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他每年都会去祁连山祭奠牺牲的战友，每次都站在雪山前轻声说一句，我替你们看到新中国了。 廖永和的经历，从来都不是个例。西路军两万多名将士血战河西走廊，最终数千人流落西北，他们有的成了牧民，有的做了苦工，有的客死他乡，可即便身处绝境，绝大多数人都守着心底的信仰，从未放弃。 那面飘扬的红旗，那份对革命的执着，早已刻进了他们的骨血，哪怕被命运按在泥里，也始终向着光的方向。这就是红军战士的信仰，无关境遇，无关时间，永远鲜活，永远滚烫。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