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日本刚办完众议院选举，立马就出大岔子了，2月8号众议院选举投票刚尘埃落

谁能想到，日本刚办完众议院选举，立马就出大岔子了，2月8号众议院选举投票刚尘埃落定，第二天就炸出大新闻，日本一个律师团体直接集体出手，把这次选举告上了法庭。 日本刚落幕的众议院选举真是前脚开票后脚被告，2月8号投票刚结束，9号就有律师团体集体发难，把诉状齐刷刷递到了仙台、大阪等全国多个高等法院，诉求直白到不留余地，就是要给这次选举判个“无效”。 这事儿说起来一点不意外，核心就是两个字：不公。 同样是日本国民，同样花时间去投票站排队，手里的选票分量却能差出一倍多，换谁都得觉得冤得慌。 共同社早有测算，以1月26日的选民登记数为基准，这次选举的最大票值差距达到了2.10倍。 这话听着抽象，拆成具体数据就一目了然了：选民人数最多的北海道第3区，涵盖札幌市部分地区，足足有462999名选民；而最少的鸟取第1区，包括鸟取市等地，选民数仅220820人。 这意味着，北海道第3区近46.3万人要竞争一个众议院席位，而鸟取第1区不到22.1万人就能分到同一个名额。 换算下来，鸟取第1区选民的一张选票，影响力差不多顶得上北海道第3区选民的两张票。 想想看，在札幌辛辛苦苦排队投票的上班族，投出的票分量还不及鸟取选民的一半，这哪里是什么“主权在民”，分明是选票自带“地域加权”。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种选票“含金量”不均的问题，在日本选举史上压根不是新鲜事，而是个顽固的老毛病。 远的不说，2014年众议院选举，最大票值差距达到2.13倍，当时就有律师团体发起全国性诉讼，大阪高等法院最终裁定近畿地区48个选区的选举属于“违宪状态”。 再往前推，2012年的选举差距高达2.43倍，2009年更是达到2.30倍，每次选举后都伴随着一波诉讼潮，最高法院也多次作出“违宪状态”的判决，要求国会整改。 可这么多年过去，问题不仅没根治，反而在2026年的选举中又一次摸到了2.10倍的高压线，不得不说，日本国会的整改效率实在不敢恭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离谱的差距，根源在于日本众议院的选举制度和选区划分逻辑。 日本实行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其中289个小选区每个选区固定产生1名议员，选区划分主要依据行政区划，而非实时的人口分布。 这些年日本人口持续向东京、大阪等大城市聚集，农村和地方城市人口不断流失，可选区划分却迟迟跟不上人口流动的节奏。 就像鸟取县这样的地方，人口逐年减少，但议员名额却没相应缩减；而东京、北海道等人口密集区，即便选民数量暴涨，议员名额的增加也总是慢半拍。 这种“人动区不动”的现状，直接导致了选票价值的失衡。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早被最高法院点破过。 2011年最高法院就明确指出，过去“每个都道府县无条件分配1个议席”的“额外1人方式”是差距的主要推手，要求国会废除该制度。 国会后来确实修改了法律，还搞了“0增5减”的选区调整，也就是不增加议席总数，只减少5个小选区议席，但这种小修小补根本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毕竟，地方选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向来是自民党等执政党稳固的票仓，缩减这些地区的议席，无异于自断臂膀，执政党自然缺乏彻底改革的动力。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选举差距过大引发诉讼，法院裁定违宪状态，国会象征性调整一下，下一次选举差距依然超标，诉讼再次上演。 律师团体敢于集体起诉，底气完全来自日本宪法。 现行《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主权在民”，还确立了“投票价值均等”的原则，而这种2.10倍的票值差距，显然直接触碰了宪法红线。 从过往案例来看，虽然法院很少直接判定整个选举无效，但“违宪状态”的裁定已经足够有杀伤力，会倒逼国会加速选区调整。 比如2014年的诉讼后，国会就进一步优化了选区划分，可没过几年，差距又反弹回来，足以见得改革的不彻底。 这次律师团同步在多个法院起诉，就是为了形成全国性的舆论和法律压力，毕竟单个法院的判决影响力有限，多点发力才能让问题更快摆到最高法院面前。 按照日程，2026年内各高等法院的判决就会陆续出炉，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由最高法院给出统一判断。 但无论结果如何，这场诉讼已经再次撕开了日本选举制度的遮羞布：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却让选民因为居住地域不同，就享有不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莫大讽刺。 说到底，这事儿本质上就是利益博弈的结果。 城市选民虽然人数众多，但选票被“稀释”后话语权减弱；农村选民人数虽少，却凭借固化的选区名额，拥有了远超实际人口比例的政治影响力。 而那些掌控国会的政党，为了保住自己的选票基本盘，对这种明显的不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问题年复一年地发酵。 难怪律师团会如此较真，毕竟每一张选票的分量，都该是平等的，这不仅是宪法的规定，更是民主制度最基本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