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刘文典到北大教书。一天，辜鸿铭问他：“你教什么课？”“汉魏文学。”刘文典恭敬地回答。“就你？”辜鸿铭冷笑地瞥了他一眼。 1917年，刘文典带着对古典文化的迷恋走进北大。当时校内中西之争激烈，辜鸿铭衣着古旧，自负通中西，对西学情有独钟；刘文典则在角落里讲汉魏文学，既无名气，也缺著作。 那声“教古典文学？就你”，像针一样扎进心里。刘文典没有回嘴，只是把这口气压回书房，关门读书。 几年“闭关”，换来《淮南鸿烈集解》横空出世。梁启超称其为《淮南子》研究的上乘之作，胡适罕见地用文言写序，鲁迅也掏钱买书。 北大课堂上，那位当年被轻视的青年讲起汉魏文人，能把遥远时代讲得活灵活现，学生听得如临其境。辜鸿铭偶尔去旁听，先是出于好奇，后来被那一份扎实与新意打动，图书馆里再遇时，只用极克制的一点头，承认对方并非“就你”那么简单。 成名并没有让刘文典安分。1928年，他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把对学问的执念搬进了校务。北伐期间，蒋介石打算来校“视察”，刘文典觉得大学不是衙门，礼节可以免，索性没露面。 等到学潮爆发，蒋介石把人叫去训话，刘文典当场点烟，听完“交出闹事学生”的命令后，只回一句“你是总司令，就管好你的兵；我是校长，学校的事情由我来定”。 这句话砸下去，他换来的是一个月黑牢和被迫离任，也把“狂人”的名头传遍学界。 关押期间，胡适、鲁迅等人纷纷出声力挺。走出牢门时，刘文典对记者说，如果连学术都要向权力低头，读书人就没脸再自称读书人。这种硬气，不是临场发挥，而是一整套人生选择的延伸。 到了西南联大，刘文典的“怪”和“狂”被学生看得更清楚。上课时声音低得听不清，却固执要在烟雾缭绕中讲《庄子》，学生只好围着坐得很近。 有人抱怨，他干脆丢下课本走人。空袭时，众人忙着往防空洞奔，他跑到半路又折回去，把视力不好、行动不便的陈寅恪扶下来，一边自嘲“跑是为了《庄子》”，一边默默用行动表达敬重。 刘文典的“狂”并不等于目空一切。他痛骂黄包车制度不近人情，却在课后坐上车回家，留下一句“我不坐，你们就没活干”，比课堂上再激烈的谴责更尖锐。 日本人抄家时，他昂着头拒绝说日语，撤离之后又埋头翻译日文资料，说要让国人真正看懂对手。 在课堂上，刘文典把汉魏文学和庄子讲得像家常话，又故意塞进几句“怪话”。学生问他为什么非要这样，他说，学问若讲得平平顺顺，没有一点让人拧眉的地方，那就不叫学问。 为了讲好一篇《月赋》，他把课排在夜里，借着月光让学生体会文字里的景致；冬天则抱着一本《庄子》蹲在湖边石凳上，看得忘了起身，用古书里的世界抵挡现实的寒意。 建国后，刘文典戒了鸦片，在云南成了唯一的文科一级教授。那时他已没有当年的锋芒，却仍坚持对经典的守护。 无论是在北大讲坛，还是在西南联大校舍，抑或在边远西南的课堂，他始终把汉魏与庄子当作与时代对话的工具，而不是躲避现实的借口。 1958年，刘文典离开人世。留在纸面上的著作不算多，留下的故事却在学生和同行口中说了几十年。有人记得那句“学问岂能因人改动”，有人记得为学生与总司令拍桌子的身影，有人记得夜半月光下讲《月赋》的声音。 回看这一生，刘文典的“狂”，其实是对学问与骨气的双重执念。被轻视时，用作品说话；被权力压时，用沉默和不合作抗争；被时代抛在角落时，仍顽固地守着几部古书。 正是这一份不肯弯的劲，让汉魏文学从嘲笑声中走向重视，也让后来人知道，知识分子的脊梁，不是写在头衔里，而是挺在选择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