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个叫高华忠的士兵，接到了掩护全营撤退的死命令。战斗结束，任务完成，但营部清点人数，他没回来。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牺牲了的时候，两天后，营地哨兵发现了一个“东西”——一团烂泥裹着血，在地上，一点点朝营地挪。哨兵端着枪围上去，才看清，那是个活人。 那是个年轻人，脸已经肿得看不出原样，军装破碎，只剩几条布片粘在血和泥巴上。 手掌膝盖都磨破了，红肉露在外头，每动一下，地上就多一条红印子。 他抬起头，嘴歪着张了张，发不出什么声音，只挤出了一句干哑的问话，问大部队是不是安全了。 战友们听到那刻，全都红了眼。 几天前，在边境一场激烈战斗中，他带着9个人死守隘口。 那个隘口是全营撤退的必经之地，敌人的火力凶狠，一旦被突破，后果不堪设想。 他没犹豫，说接就接。营长把爆破筒塞给他时，他连头都没回，直接往掩体跑。 他知道这是个必须有人留下的任务，知道自己站出来意味着什么。 敌人很快就打到了阵地前。炮弹、机枪、手榴弹，一刻不歇。 他带着兄弟们躲在掩体后，抓住一切机会还击，最猛那一阵，他连开都不开枪了，徒手抠石块砸。打到后来，弹药用光了，就拿爆破筒冲出去，被气浪震得飞了出去。 他从山坡滚下去，人就没声音了。再醒来时，只觉得骨头散了架，动一动都疼得发黑，但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大部队不能被堵上，得告诉营里任务完成了。 他试过站起来，可腿上的弹片扎得太深，身子一使劲就翻白眼。 他就趴着，一点点往原路爬，方向靠记忆，没兵器，没水没吃的，就靠毅力撑。 他舔露水解渴，抠草根塞嘴里，一口牙全被打掉了，舌头也烂了，咬不动，嚼不了，就咽。 咽下去肠胃还是绞痛，他就捂着肚子继续爬。 每爬一段，衣服就撕得更碎，伤口渗血。他也不吭声，只拿身边的草绳、破布绑上一圈又一圈。 白天光晒伤口，身上发烧，晚上夜风一吹，人哆嗦不停。 他几次爬到半山腰脚底打滑差点摔回去，但总能抓住点什么，树根、石缝、荆棘。有一次指甲全掰断了，还死命抓地不松手。 他就那样撑着，一边发烧，一边往部队靠。 山林潮湿，还有毒虫叮咬，腿上浮肿，几道伤已发炎。他不敢停下，不敢松懈，因为他知道只有动才能活着，只有活着才能告诉战友他完成了任务。 两昼夜时间，他没睡过一觉。 敌人的巡逻队还没撤干净，他就白天躲着，等天一黑继续挪。 每次累得手抖脚麻，就靠意志撑。 他完全靠身体力气，把自己一点点从死亡线上拽回来，拽到营地门口。 当他终于爬到哨兵视线范围时，全身的伤已经压不住了。 医生说他身中七弹，两处骨折，还中了毒虫的毒。他们从他腿上抠出弹片抠了半个小时，手掌和膝盖的肉都烂了，能撑回来，是靠天命。 最难的伤是在口腔。颚骨多处粉碎，二十多颗牙打掉，舌头穿孔。这些不是一次能治好的，得连着做手术。他一共躺五六个月，动不了，只靠流食维持。 讲话模糊，连个字词都说不清。护士跟他交流时，他靠写字，有时比划。 最常写的是两句话，问阵地守住了没，问牺牲的战友葬哪了。 等听说阵地没丢，战友都回来了，他整个人才像是卸下一口气，流了眼泪，只写了俩字，说值了。 部队考虑他伤残严重，征求意见时问他愿不愿回家。 他摇头，说自己还能干点别的。后来他留在后方仓库，成了后勤兵。 扫地、运物资，什么累干什么。 没人看得出他是战斗英雄，新兵问起来，他摆手，说那是过去的事。 工作几年后转业回村，安排在砖厂。他还是不爱说话，只是埋头干活。 有次砖窑塌了，一群人跑，他冲上前救人，背被砸一块砖头，旧伤复发进了医院。 有人来看望，他也不说啥，支笔纸写：我没事，人没出事就是好事。 再以后，他年纪大了，身子差了许多，走路靠拐杖，说话人听不清。 但每天早上，他还坚持升国旗。 他自个搞了根钢管立在院里，天一亮，穿好衣服拄着拐就走出去，把那面五星红旗亲手升起来。 邻里问他为啥这么多年都坚持。 他含糊地说一句，国还在，旗就得升。 几十年过去，很多人淡了记忆，但高华忠没变。 他的身上全是一个兵该有的样子。这世界有一种精神，叫责任。 有一种信念，叫不拖队伍后腿。 有一种英雄，活着不张扬，低调朴实走完一生。高华忠就是这样的人。 今天，无数人得以在和平中生活、在阳光下成长，是因为像他这样的士兵扛下了战场最沉的那一端。 他们用身体守过边、防过线，他们不是神，是人，只是把军人的本分拧进了骨头里。 他们不缺荣耀，只希望后来者不要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