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说：“有钱人就该多承担税负，我年薪 500 万，缴 45% 的税后还剩 200 多万，完全够生活；可普通人月薪 5000 块，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个税起征点真该提到 1 万块。” 董明珠的表态，最难得的是打破了高收入群体对 “减税” 的普遍诉求，反而主动呼吁 “多缴税”，这背后是对税收本质的深刻理解。 税收的核心意义本就是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 “量力而行” 则是税收公平的核心原则。 对年薪 500 万的她而言，45% 的税率看似不低，但扣除 225 万税款后，剩余的 275 万依然能保障高品质生活，既不影响家庭开支，也不耽误个人发展。 反观那些动辄抱怨税负过高的高收入者，大多是不愿承担社会责任，只想独享财富红利，对比之下，董明珠的格局和担当显得尤为可贵。 她用自己的实际情况证明，高收入群体多缴税，不是 “吃亏”，而是对社会的回馈，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应有之义。 再看董明珠为普通人发声的核心诉求 —— 将个税起征点调到 1 万块，这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现实民生的合理呼吁。 2018 年确定的 5000 元起征点，放在如今的物价水平下，早已显得力不从心。这些年，房租、食品、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持续上涨，5000 元的购买力大幅缩水。 就拿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来说，夫妻双方月薪各 8000 元，扣除 5000 元起征点后，每人每月需缴 90 元个税，两人合计 180 元。 看似不多，但这个家庭要承担每月 3000 元房贷、1500 元子女教育开支、1000 元赡养老人费用，再加上日常吃喝、交通等开销，每月几乎月月光，这 180 元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是孩子一个月的文具费，或是老人的买药钱。 董明珠的提议，本质上是让税收制度跟上民生变化，让普通人能少一些生活压力，多一些可支配收入，这正是税收 “调节收入、保障民生” 功能的具体体现。 有人担心提高个税起征点会影响国家税收收入，这种顾虑其实站不住脚。事实上，我国个税的主要贡献者并非普通工薪族，而是高收入群体。 数据显示，月收入 10 万元以上的群体，虽然人数占比极低，但缴纳的个税总额占比超过 60%。 而月收入在 5000-10000 元的群体，虽然是工薪税的主要纳税人，但缴纳的个税总额占比不足 20%。 将起征点调到 10000 元，看似会减少一部分税收，但这部分损失完全可以通过加强高收入群体税收监管、堵住避税漏洞来弥补。 更重要的是，给普通人减税能直接提升消费能力，拉动内需。 当千万家庭手里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就会愿意在衣食住行、文旅消费等方面多投入，这反过来会促进经济循环，最终通过企业税收增长来弥补个税的短期减少，是一种 “藏富于民、良性循环” 的长远考量。 董明珠的这番话，之所以能引发全民共鸣，本质上是因为她说出了普通人的心声，也点出了税收制度优化的核心方向。 税收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关系到每个家庭柴米油盐的民生大事，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杠杆。 有钱人多缴税，是责任担当；普通人少缴税，是民生所向。 董明珠作为企业家，没有只站在企业或高收入群体的立场，而是主动为普通人发声，这种跨越身份的共情和担当，值得所有企业家乃至社会各界学习。 希望这样的理性呼吁能被重视，让个税制度真正做到 “抽肥补瘦”，让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感受到税收的公平与温度，让社会财富分配更合理、更和谐。 这不仅是普通人的期待，更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