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1年，地主徐裴章被判死刑，行刑时，他已经绝望，谁知地委书记却派人送来一封信：“徐裴章对革命有功，枪下留人！” 1946年夏，中原突围战役打得惨烈异常，新四军鄂东独立二旅政委张体学和政治部主任赵辛初，被逼入了绝境，两人一路退到宿松地界时，身边只剩下三支手枪，连警卫员都打散了。 那时候的宿松，每一条路口都设着卡子，乡里实行严酷的“五家联保”，两个操着外地口音、带着枪的陌生人，在这个地界上寸步难行。 摆在张体学面前的是个死局：必须找当地人掩护，但找谁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赵辛初想到了一个人——徐裴章，徐裴章当时是国民党的粮税官员，这时候如果把两个新四军交出去，那保准能升官发财。 那个深夜，当衣衫褴褛的张体学敲开徐家大门时，实际上是将两条命放在了赌桌上，徐裴章没有报警，这个平日里看似只会算计粮食斤两的旧官僚，在听完张体学对“天下大势”的推演后，做出了他这辈子最危险的一次选择。 他把两人藏进了自家阁楼，对外只说自己染了恶疾，闭门谢客。 为了掩人耳目，徐裴章找来信得过的剃头匠，把两个军官那一头乱发剃成了商贾模样，又翻出细布长衫和礼帽给他们换上。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7月12日凌晨，徐裴章带着儿子摸黑进了自家菜园，挖了一个深坑，他把张体学和赵辛初换下来的军装、证件，一层层裹好，像埋藏尸体一样埋进土里。 这是销毁罪证，也是切断退路，随后，他提着灯笼，亲自把两人送到了徐家桥，看着他们坐船消失在安庆方向的夜色里，这次救命，在五年后得到了回报。 1951年，当徐裴章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出，徐家大儿子发疯一样跑到了湖北大冶，找到了时任地委书记的张体学。 张体学听说恩人要被枪毙，当即拍案，他不仅写了那封“枪下留人”的急信，还详细陈述了当年的经过。 但司法不是儿戏，仅凭领导一句话就要改判死刑，在那个讲究“镇反”力度的年代并不容易，宿松县委书记滕野翔接信后，没有盲目执行，而是带着人去了徐家后院。 当铁锹挖开菜园湿润的泥土，那几套已经霉烂的军装和早已模糊的通行证存根重见天日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些腐烂的纤维就是最有力的物证，它证明了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一个地主曾经把脑袋提在手里，为革命留了火种。 1951年9月7日，判决书改写，依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和“将功折罪”的政策，徐裴章由死刑改判有期徒刑15年，这不仅是还了一个人情，更是那个新政权在讲道理：成分要划，但功过得清。 后来的故事就少了许多惊心动魄，徐裴章因为身体原因保外就医，回到了村里，这位曾经的“徐股长”放下了身段，义务给合作社记账。 他打算盘的手艺还在，只是这一次，他算的不再是自家的地租，而是集体的工分，他分文不取，甚至在洪水灾荒时，还会偷偷塞几块银元给村里的孤寡。 1954年农历十一月，徐裴章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了一个铁盒，里面除了几张发黄的粮票，还珍藏着张体学寄来的信件。 那是他与这个时代最隐秘也最坚硬的连接，临终前，他留给儿女的话很简短：“跟党走。”这句话从一个差点死在刑场上的人嘴里说出来，分量重得让人没法反驳。 1982年，《宿松革命史话》修史，将这段往事白纸黑字地记了下来，后来官至湖北省长的张体学专程回访徐家，对着徐裴章的灵位深深鞠躬，他说，共产党讲良心。 在五里墩那个燥热的春天过去几十年后，我们再看这段历史，看到的不仅是劫后余生，更是在那个大时代下，人性中那点超越阶级成分的闪光。主要信源：（湖北日报——中原突围中的生死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