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们来了解一下此时中央对地方的管辖能力。朱温在与李存勖竞争的过程中,建立起对河南地区藩镇的直接领导。他可以从河南的藩镇中征调军队执行军事作战任务,改变了唐末中央朝廷对藩镇统御乏力的状况。《资治通鉴》记载,同光元年(923)八月,刚刚归降李存勖的后梁将领康延孝描绘后梁前线兵力构成:“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自石会关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自相卫、邢名寇镇定,王彦章、张汉杰以禁军攻郓州,段凝、杜晏球以大军当陛下,决以十月大举。”此处可以窥见朱温调动藩镇兵力为己所用的能力。在官职设置上,后梁有行营都统、行营招讨使、都招讨使等将职,代表中央统帅藩镇军队。掌握这一职位的武将有机会成为左右朝局的实权力量,例如后梁重臣杨师厚。后梁末期,朱温三子朱友贞企图杀死朱友珪篡夺皇位,其支持者驸马都尉赵岩说:“此事成败,在招讨杨令公耳。”果然,杨师厚最终被朱友贞拉拢,利用其影响力授意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等里应外合,帮助朱友贞完成了一场弑君夺权的宫廷政变。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为了与朱温竞争,同样十分重视对属地的有效控制。他们力求重建安定的政治秩序,特别在李存勖继承父业初期,其励精图治的愿望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命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实现“境内大治”。 第三,要看朱温和李存勖政权所面临的挑战之来源。朱温本人为其子弑杀,此后的二子夺位之争带来了政权内部的动荡,给后唐创造了战略机遇。而李存勖的统治危机同样来自内部叛乱。藩镇力量虽然参与乱局之中,但其对政权的威胁是间接的、次要的。后梁、后唐政权的建立者虽然出身藩镇,但其夺位的过程本身就切断了其他藩镇崛起的可能性。与唐末相比,后梁、后唐政权虽在版图上大幅缩减,但有效统治区域却有所扩展。可以说,朱温、李存勖的政治经营,迈出了天下由割据重回一统的第一步。
李世民血洗太子府,却心软漏掉一个庶出男童,20年后,他隐姓埋名混入军营,成了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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