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干部团是什么编制？阵容配置豪华，4位将领牺牲 咱们先搞清楚，干部团到底是个啥编制？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局势紧张得像根绷断的弦。为了精简机关、充实战斗力，中革军委大笔一挥，把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这四所军校合并了。 这1480多号人，摇身一变，成了“干部团”。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战斗团，这是一所“流动的黄埔军校”，更是红军最后的“御林军”。 你看它的结构： 下辖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一营、二营全是连排级干部组成的；三营是政治政工干部；四营那是技术流，搞炮兵、工兵、重机枪的。 最吓人的是那个“上干队”。这里的学员，随便拉一个出来，之前可能就是团长、师长，甚至军长。 咱们来看看这个团的领导班子，简直是把红军的精英全给“萃取”过来了： 团长陈赓，黄埔一期“魔鬼之才”，之前是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政委宋任穷，那是红五军团的主力师政委。 再往下看营级干部： 一营营长李荣，那可是参加过百色起义的老将。 四营营长韦国清，后来的开国上将。 上干队队长萧劲光，那是留苏回来的大知识分子，后来的人民海军大将。 上干队政委余泽鸿，做过省委秘书长。 说白了，这支部队里的“兵”，放到别的部队那就是“官”；这里的“连长营长”，放到别的部队那就是“师长军长”。 这就好比你让一群拿手术刀的主任医师，扛着枪去冲锋陷阵，这本钱下得，太大了。 主席把这支部队攥在手里，那是真舍不得用。 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中央纵队，也就是保护红军的“大脑”。另一方面，它得给部队输送干部，今天哪个团长牺牲了，明天干部团直接派个学员过去顶上，立马就能指挥打仗。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干部团绝不轻易亮剑。可一旦亮剑，必是生死存亡关头。 土城战役，那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恶战。川军郭勋祺部也是硬骨头，不仅装备好，打仗还不要命。红三军团、红五军团都顶不住了，敌人的预备队眼看就要冲到军委指挥部跟前。 这时候，主席对陈赓说了一句重话：“科长，不管是连长还是指导员，都得给我上去打！” 干部团发起了著名的反冲锋。他们懂得怎么利用地形，怎么交叉掩护，一下子就把川军的气焰给打下去了。 这一仗，稳住了局势，但也伤了元气。看着那些倒下的年轻干部，主席和刘伯承总长心疼得直掉泪。 1935年5月，刘伯承直接指挥干部团，要在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抢占渡口。 这时候，干部团的“特种作战”能力体现出来了。他们没有硬攻，而是化装成国民党的部队，大摇大摆地去“诈”敌人的守军。先头部队兵不血刃，直接缴了对岸守军的枪，控制了渡口。 紧接着，这支部队在那个小小的渡口，维持了几天几夜的秩序，掩护几万大军渡过了金沙江，彻底甩掉了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 干部团虽然在1955年贡献了大批将帅，包括陈赓、萧劲光2位大将，宋任穷、韦国清等上将，还有莫文骅等中将。但是，有4位原本前途无量的将领，倒在了黎明之前。 他们如果活着，那绝对是开国将军序列里响当当的人物。 第一位：一营营长李荣。 这位广西汉子，打仗猛得像头虎。长征胜利后，他没有停下脚步，抗战时期被派到了遥远的海南岛，成为了琼崖纵队的参谋长，后来做到了第一副司令员。 在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他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眼看着就要解放了，1948年9月，在进攻牛漏据点时，李振亚亲临前线侦察，不幸中弹牺牲。 那时候，离新中国成立只剩一年。 第二位：二营营长黄彦斌。 他是从西北军过来的旧军官，宁都起义参加红军，打仗经验丰富。长征这一路九死一生都挺过来了，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了红军教导师第三团团长。 可惜天妒英才，1937年2月，黄彦斌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庆阳。 他倒在了抗日烽火刚刚燃起的时候。 第三位：三营营长林方英。 他是赣南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做政治工作的一把好手。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调入红十五军团。1936年，红军发起东征战役，准备打回山西去抗日。 在激烈的战斗中，林方英壮烈牺牲。 他的名字，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觉得陌生，但在当时，那是红军中响当当的年轻才俊。 第四位：上干队政委余泽鸿。 这是最让人意难平的一位。 长征走到云南扎西时，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中央决定留下一支游击队在川南牵制敌人。余泽鸿被留了下来，担任川南游击队政治部主任。 这是一个几乎必死的任务。主力走了，敌人像疯狗一样扑向这支留守部队。 余泽鸿带着队伍在深山老林里跟几十倍的敌人周旋。1935年12月，因叛徒出卖，由于寡不敌众，余泽鸿在江安县泥基潮突围时牺牲。 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主力，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 回过头看，长征中的“干部团”，与其说是一个战斗编制，不如说是一种“信念的火种”。 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这1480多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豪华阵容，不过是一群有理想的人，拿命在拼一个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