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蒋介石到安徽大学视察，与时任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吵架，蒋介石狠狠打了刘文典两耳光，谁料刘文典趁蒋介石不备，往他的肚子上踹了一脚，蒋介石应声倒地，挨了李文店一脚后十分恼怒，立刻叫人把刘文典抓起来了。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28年深秋，安徽安庆的省政府会客厅内，气氛降至冰点。 一场关于学生纠纷的寻常问话，意外演变成民国史上最为人称道的“犯上”事件。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竟在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激烈争吵中，飞脚踹向了对方的腹部。 这一幕，让“狂人刘文典”之名不胫而走，也成为那个时代文人风骨对抗政治强权的一个鲜明注脚。 事件的导火索并不复杂。 安徽大学几名男生与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发生冲突，这本是一桩寻常的校园纠纷。 然而，刚刚重掌大权、正致力于巩固权威的蒋介石，将其视作需要严肃整肃的“学潮”苗头。 他召见两校负责人，意图严办。 被召见的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内心充满抵触。 他素来厌恶官场逢迎，更反感政治力量粗暴干涉校务。 因此，他身着平常的旧棉袍，神情倨傲地踏入会客厅。 当蒋介石询问其身份时，他并不正面回答，反而纠正对方应称其表字“叔雅”，这第一回合便为冲突埋下了火药。 会谈迅速陷入僵局。 蒋介石将学生行为定性为受“不良思想”煽动，要求刘文典严惩带头学生。 刘文典当即反驳，认为事情未经调查，不能妄加罪名，坚持学校事务应由教育家处理。 他直言： “你是带兵打仗的司令，学校管理是我的事，不劳你费心。” 这番话彻底激怒了蒋介石。 他拍案而起，怒斥刘文典是“新学阀”。 刘文典毫不示弱，反唇相讥，直指蒋介石是“新军阀”。 争执白热化时，盛怒的蒋介石抬手扇了刘文典两记耳光。 接下来发生的事，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挨了耳光的刘文典，在巨大的羞辱感驱使下，并未退缩，而是做出了惊世骇俗的举动——他猛然抬脚，踹向了蒋介石的腹部。 蒋介石猝不及防，狼狈地踉跄后退。 侍卫们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上前制住刘文典。 蒋介石颜面尽失，暴怒之下下令扣押刘文典，并扬言要枪毙他。 而刘文典被带走时，据说仍面无惧色。 刘文典敢如此“狂傲”，其来有自。 首先源于他深厚的早期革命资历。 他十八岁便加入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的早期追随者，曾担任孙先生的秘书，处理机要。 这段经历使他与国民党的早期历史紧密相连，在心理上对后来凭借军权崛起的蒋介石缺乏那种对“革命元勋”的敬畏。 因此，当蒋介石在争执中以“总理”威压时，他才会傲然回应。 其次，他的“狂”建立在深厚的学问根基之上。 他是当时研究《庄子》与《淮南子》的顶尖学者，其著作《淮南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备受胡适、陈寅恪等大学者推崇。 学术上的极度自信，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支柱。 他曾笑言，真正懂《庄子》者，天下仅“两个半”，庄子本人算一个，他算一个，其余学者共分半个。 这种狷介的性情，使他睥睨流俗，不肯向权贵折腰。 刘文典被扣押的消息传出，并未如蒋介石所愿起到震慑作用，反而激起了巨大波澜。 安徽大学师生立即发起请愿。 更关键的是，以蔡元培、胡适为首的教育界、知识界领袖纷纷出面干预。 蔡元培直接致电质问，胡适则在《新月》杂志撰文，犀利批评这是“人治”而非“法治”，是将个人权威凌驾于程序之上。 这些压力让刚刚完成形式统一、亟需笼络人心的蒋介石不得不妥协。 最终，在关押数日后，刘文典获释，但条件是必须立即离开安徽。 他随即北上，受聘为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 经此一事，刘文典“狂士”之名更盛。 在西南联大，他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沈从文，言语多有讥讽。 跑防空警报时，他自称是为保存《庄子》而跑，并讥讽沈从文“跑什么跑”。 然而，他的“狂”是有原则和底线的。 抗战时期，他困居北平，面对日伪政权的多次威逼利诱，坚决拒绝出任伪职，保住了民族气节。 晚年，友人邀他出国，他以“我是中国人，为何要离开祖国”为由婉拒。 1928年安庆的那一脚，早已超越个人冲突，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它象征着在强权试图笼罩一切的时代，仍有知识分子以单薄的个人勇气，试图捍卫学术的独立与人格的尊严。 鲁迅后来谈及此事，指出中国传统文人骨子里存有挑战权势的基因，只是多数人选择了退让，刘文典的特别在于他站到了对立面。 他踹出的那一脚，是一个书生在屈辱下的本能反抗，意外地踢出了一股不媚俗、不妥协的孤傲之气。 这种气息或许无力扭转时局，却如一颗坚硬的石子，留在历史的长河中。 每当后世谈起风骨与勇气，便会记起那个在强权面前不肯低头的清瘦身影。 主要信源：（株洲晚报数字报——刘文典怒怼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