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了解历史，得出一个事实，独裁者们听不得不同意见，因此，身边都是吹牛拍马歌功颂德的小人，在枉顾事实颠倒黑白的歌功颂德声中，最后迷失自己，产生幻觉，把自己当天才，把自己当神，把自己当救世主，把个人意志当成励精图治的英明决策，而对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形势丧失判断力，做出一些荒唐愚蠢的举动，把整个国家带入灭亡的深渊。 西周的周幽王，沉溺酒色不理朝政，重用善于阿谀奉承的虢石父，疏远直言敢谏的贤臣。当岐山地震、河流枯竭，百姓流离失所时，大臣赵叔带上书劝谏，却被虢石父污蔑为“危言耸听”，最终被罢官驱逐。另一位大臣褒珦忧心国事进言，竟被关进大牢三年。听不到真话的周幽王，愈发荒诞，为博宠妃褒姒一笑，居然点燃军情烽火戏弄诸侯，让“狼来了”的闹剧成真。等到西戎真的兵临城下，烽火再燃时，诸侯们无一动容，西周就此灭亡，镐京化为焦土。宋徽宗更是如此，他沉迷书画，将朝政交给蔡京、童贯等奸佞，听惯了“陛下圣明”的吹捧，竟相信神棍郭京的“六丁六甲”之术能抵挡金兵，结果开封城破，自己沦为俘虏，半壁江山就此断送。这些独裁者的共性，就是容不下逆耳忠言，最终在自我膨胀的幻觉中，亲手葬送了江山社稷。 与独裁者的刚愎自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主席虚怀若谷、闻过则喜的胸怀。1942年的延安，一场雷暴劈断了征粮会议的木柱，还打死了延川县县长。消息传开后，有农民气愤地骂道“为什么雷没劈毛泽东？”。这话传到毛主席耳中，他没有发怒，更没有下令追查“反革命”，反而立刻反思：“群众骂我，肯定是我们工作出了问题”。经过深入调查才知道，原来是边区征粮任务过重，百姓不堪重负，才借此事发泄不满。毛主席当即下令将征粮额从20万担减至16万担，还要求干部深入基层调研，确保群众能负担得起。这种“闻骂自省”的气度，正是对独裁者“拒谏”的最好反驳——真正的领袖，从不怕不同意见，反而能从批评中找到问题、修正错误。 毛主席始终明白，不同意见是治国的“清醒剂”，吹牛拍马才是亡国的“毒药”。革命战争时期，他多次在党内会议上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不怕争论”，哪怕是反对自己的意见，也允许充分表达。遵义会议上，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挽救了党和红军。建国后，他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大胆建言，就是希望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政治氛围。他常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种自信与胸怀，让我们党始终能保持清醒，避免陷入“一言堂”的危险。 历史反复证明，独裁者的“一言堂”终将崩塌，而善于纳谏的领导者才能带领国家行稳致远。周幽王、宋徽宗们因为听不得逆耳忠言，在小人的吹捧中迷失方向，最终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而毛主席因为始终保持虚怀纳谏的品格，能从群众的批评中汲取智慧，从不同意见中完善决策，才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不是为了评判古人，而是为了汲取教训。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为人处世，都要警惕“甜言蜜语”的陷阱，珍视“逆耳忠言”的价值。唯有像毛主席那样，敞开胸怀接纳不同意见，让真话、实话有地方说，才能保持清醒的判断力，避免荒唐的决策，让国家在正确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拒谏则亡，纳言则兴，这是穿越千年的历史启示，更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治国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