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湖南省委副书记家中遭遇偷窃，小偷潜入这位高官的居所，带走了4000元现金和两条珍贵的香烟，随后便逍遥离去，警方立即行动，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逐渐浮出水面。 二〇〇二年，一个人躺在车里，被急急忙忙往医院送，脸色发白，说话已经不利索。 车子冲到路口，红灯亮着，后排的人胸口像被石头压着，还挤出几个字，让司机别闯红灯。这一辈子规矩挂在嘴边，到这时候还在念红灯，这句“别闯红灯”成了他留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说起他，人们往往先想起这句临终前的话，其实在这之前很多年，他已经被小偷“审计”过一次。 一九九〇年前后，全国已经有不少“万元户”，攒上一万块被当成好日子的标志。省委副书记这个位置，在普通人眼里已经很高，照理说，家里怎么也该有点“大件”。 那天是个平常工作日，他忙完回到家，刚把门推开，屋里那副样子一下子就看明白了，柜门敞着，抽屉拉开，衣服票据撒了满地。 电话没打到派出所，直接打到了长沙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 接电话的那位一听是省委副书记家里进贼，心里也跟着打起鼓，一边骂小偷不长眼，一边又隐隐有点怕，怕真要是顺着线一查，屋里东西多得不好交代。 办案民警跟着局长赶到现场，顺着痕迹去摸人。 这回小偷运气不算好，不是那种身经百战的老手，没过多久就落网了。人带回来，讯问室里的灯一亮，先问在屋里翻了多久。 小偷说，翻了两个多小时。再问拿到手多少，他想了想，低着头报了一个数，四千元现金，两条香烟。 这个账一报出来，反倒是办案的人不信。 两个多小时，把柜子翻成那样，只捞到这点东西，再怎么说也说不过去。众人轮番问他，是不是有东西藏起来了，是不是还有贵重物品没交代。 小偷急得连连摆手，嘴里一个劲说就是这些，自个儿也觉得奇怪，这么大的官，家里就这点“拿得出手”的。 对比那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万元户”的人，这四千元显得有点寒酸。 郑培民听说小偷只报了这点钱，很快把情况说清，说那四千元不是自己的，是单位的公款，用来应急的，帐上都有来龙去脉，不是塞在抽屉里的私房钱。 小偷嘴里那两条看着最像“贵重物品”的香烟，在账面上连个角都算不上，价格加起来不过几十元，却牵出另一段故事。 在担任残联主席那几年，他经常跑到基层看残疾人自谋生路的情况。 有一位腿脚不便的店主，在街边开了家小饭馆，生意一阵好一阵坏。 他爱往那边跑，遇上中午开会忙完，就带着自家腌好的萝卜干递过去，坐下吃碗饭，说几句实在话。那两条香烟，就是那位小饭馆老板凑着买来的谢礼，拿不出什么大东西，就想起一条老烟民最熟悉的办法，用烟来表达感谢。 小偷当宝贝塞进口袋，等于把一份心意一起偷了出去。 回头看，这起案子像是上天安排的一次“随机抽查”。 审计组没来，巡视组也没打招呼，而是小偷半夜摸进来，替所有人翻了一遍抽屉。湖南政界后来有句半真半玩的说法，说郑培民家的防盗措施，就是他的一身正气。 话带点调侃，意思却很直白，家里没有可图之物，小偷也讨不了什么便宜。 再把时间往前挪两年，他的性子大概能看得更清楚。 一九八八年，湖南遭遇特大洪水，湘潭的大堤被水一遍遍拍打。 那时他担任湘潭市委副书记，把裤腿一卷，人站进齐腰深的洪水里，顺着堤线一段一段检查险情，身边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他一直不肯下堤。 水贴在身上发冷，下属劝他回去歇一会，他只扔下一句，老百姓的家都淹了，他怎么坐得住。 这些画面放在一起，就能看出一些门道。 家里抽屉给小偷翻了半天，翻出的只是公家的钱和朋友的两条烟，洪水来了，人先站到最危险那一截堤上，病发了，躺在车里也不肯闯一个红灯。 规矩在这种人身上，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款，而是混在日常生活里，小到吃饭、过马路、接人待物，大到守纪律、管亲友，遇事下意识就往那条线里靠。 三十多年过去，那桩盗窃案听上去有点像段子，可这段子放进今天的现实里，味道就有点复杂。 公开的数字在那里摆着，截至二〇二四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已经接近一百万起，单是二〇二四年一年，就有二十二万五千二百七十五起。 有人听完会冒出一个有点刺耳的问题，如果现在还真有小偷误闯哪位领导家里，翻箱倒柜两个多小时，会装走些什么。 是写不清由头的礼品，是对不上票据的现金，还是几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用品。 郑培民早已离开，可那间被小偷翻乱过的屋子，那两条跟着一起被偷走的香烟，那句在红灯前说出口的提醒，还在原地守着，对着后来者默默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