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湖广有个叫朱方旦的人，妻子早逝后一心修道。一次他在旧货铺淘到一尊铜佛，佛像穿着像宫里太监的衣裳，朱方旦对它十分虔诚，日日祭拜了整整三年。 朱方旦，湖北汉阳人号“二眉道人”，在正史和文人笔记里，他最初的画像是一个有点本事的民间医者，读过经史，还苦练气功，据说在治病养生方面确实有两下子。 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一个能用些特别方法给人缓解病痛的人，很容易被传得神乎其神，像当时有位京官史子修的夫人病了三年，怎么治都不好，慕名来请朱方旦，朱方旦人没去，只说自己“发功”就能治，结果当晚那位夫人病情就好转了。 他就这样在湖广一带积累了巨大名声，用现在的话说，成了个“超级网红”，每天慕名而来的人成千上百。 人红是非多，名气大了，麻烦也就跟着来了，湖广巡抚董国兴觉得他这套“左道惑众”，聚集这么多人太危险，就把他抓起来，押送到了北京，但这次进京非但没要了他的命，反而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正好碰上康熙皇帝的祖母过大寿，天下大赦，朱方旦就被放了，更奇的是出狱后他不知怎么的，竟然得到了面见康熙皇帝的机会，而且因为“言事皆奇验”，被康熙留在内城奉为上宾。 裕亲王的王妃难产，据说也是靠他“意念”相助才母子平安，而这下子朱方旦可谓是一飞冲天，从地方上的“朱神仙”，变成了皇帝眼前的“朱大师”。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那不过是又一个帝王宠信的方士，但朱方旦这个人，心思显然没停留在当个御用吉祥物上，他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舞台，也开始触碰一些更危险的东西。 当时，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正搅得天下不安，清军在前线战事不顺，顺承郡王勒尔锦作为大将军驻扎在荆州，居然把朱方旦请到军中，让他占卜问卦预测军事吉凶。 然而，康熙皇帝是何等精明的人，他最初对朱方旦或许只是好奇和利用，但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挑战皇权的绝对权威和社会的正统秩序，他听到这些事后，立刻给前线的勒尔锦发去密旨，明确警告：“军机大事，万不可听其蛊惑。” 这句话，其实已经为朱方旦的命运定了调子，皇帝可以欣赏一个有趣的“奇人”，但绝不能容忍一个在军队和士绅中拥有巨大影响力，这不再是信不信神仙的问题，而是权力和影响力谁说了算的问题。 真正把朱方旦推向断头台的，除了他日益膨胀的影响力，还有他提出的一套“异端邪说”。他写了一本书叫《中说补》，在里面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他说：“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 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古代那些圣贤，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道”；真正的道，不在别处，就在我们两眉之间的脑子里，同时他的徒弟们就更夸张了，直接吹捧说：“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 甚 至说孔子之后两千多年，才有了我们的老师朱夫子。 这在当时，算是捅了马蜂窝。 自宋明以来，儒家理学是官方钦定的绝对真理，孔子是至圣先师，儒家经典《孟子》里明明白白写着“心之官则思”，认为心脏才是思维的器官，朱方旦说“道”在眉间脑部，这不仅仅是质疑圣贤，更 是在挑战延续千年的哲学和生理学认知基础，动摇了“心”作为道德和思维本源的至高地位。 于是，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当侍讲学士王鸿绪把他的著作和言论作为罪证上奏后，康熙皇帝迅速下令严查，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朱方旦的传奇人生戛然而止，他被定为“诡立邪说，煽惑愚民”之罪，惨遭处斩，曾经赠他匾额的官员也受到了追究。 朱方旦，不是一个简单的骗子，他或许真有几分医术和气功的实践心得，也确有一些观察和思考的胆识，但他的悲剧在于，身处一个皇权鼎盛、思想管控严厉的时代，却不懂得“藏锋”的智慧。 这也让康熙皇帝对他的态度，从好奇、利用到警惕、最后坚决铲除，清晰地反映了帝王术的本质：任何可能凝聚民心、动摇正统解释权的力量，无论它以多么神奇的面目出现，都必须被牢牢掌控或彻底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