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天刚擦黑，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闯进地下党的联络点，额头上全是汗。联络员老陈正要关门，被这人一把抵住门板。男人喘着粗气说：“电台暴露了，特务已经在路上！”老陈没松手，盯着他问：“你谁？”男人急得跺脚：“我是‘山雀’！老刘的上线！赶紧撤，他们要抄窝子！” 老陈的手没松，指节都攥白了。1948年的南京城，特务像疯狗一样四处抓人，地下党联络点三个月换了两个，每一次接头都提着脑袋。老刘是联络点的发报员，三天前刚带着电台转移到这里，“山雀”这个代号，老刘只提过一次，说上线是个“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钻缝的人”。 “老刘给你带过什么话？”老陈的声音压得极低，眼神没离开男人的脸。男人抹了把汗，扯下鸭舌帽，露出额角一道浅浅的疤痕：“上个月月圆夜，他说‘秦淮河边的桂花该开了’，要我多备些‘纸张’。”老陈心里咯噔一下——这话是接头暗语，“纸张”指的是密码本，只有他、老刘和“山雀”三人知晓。 后背的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老陈猛地松开手，指尖还残留着门板的凉意。他没工夫寒暄，转身就往里屋冲，油灯被带起的风晃得直颤，照得墙上映出的人影都跟着发慌。“山雀”也不含糊，紧随其后抄起床底的木箱子，厚重的木板撞得地面“咚”一声响，里面的电台零件相互碰撞，发出细碎的哗啦声。“老刘呢？”老陈一边往密码本上裹油纸，一边头也不抬地问，指腹蹭过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暗号，指尖都在发紧。 “被盯上了！”“山雀”的声音带着喘，额角的疤痕在灯光下更明显，“我送他到巷口，看见三个穿黑大褂的跟着，他故意拐进夫子庙的戏班子，让我先过来报信。”老陈的心沉了沉，夫子庙人多眼杂，老刘想脱身难如登天，但此刻根本容不得他多想——屋外已经传来隐约的皮鞋声，笃笃笃，像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他拽过墙角的旧棉袍套在身上，又把电台箱子塞进装白菜的竹筐，外层铺了层湿漉漉的菜叶，一股青涩的寒气扑面而来。“走后窗，”老陈压低声音，伸手去拔窗闩，木质的闩子被汗水浸得发涩，“巷口王大爷的拉煤车在等，他车板下有夹层。”“山雀”点点头，扛起竹筐就往外挪，脚步放得极轻，却还是能听见竹条摩擦的沙沙声。 刚翻出后窗，就听见前院的门板被踹开的巨响，伴随着特务粗声粗气的呵斥：“开门！查户口！”老陈下意识地按住“山雀”的肩膀，两人贴着墙根蹲下身，巷子里的煤烟味混着夜色，呛得人嗓子发紧。拉煤车的轱辘声由远及近，王大爷佝偻着腰，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梆子戏，看似漫不经心，路过两人身边时，却用袖子悄悄递过来两顶旧毡帽。 “往南走，过了朱雀桥就安全了。”王大爷的声音裹在风声里，轻得像一片落叶。老陈和“山雀”扛起竹筐，混在晚归的行人里慢慢挪动，身后的联络点已经亮起刺眼的手电光，特务的喊叫此起彼伏，吓得路边的狗都在狂吠。“山雀”攥着竹筐的手青筋暴起，老陈能感觉到他在发抖，不是怕，是恨——这南京城的黑夜太漫长，多少同志的鲜血都洒在了这青石板路上。 走到朱雀桥时，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晨雾中能看见远处秦淮河的水波。老陈停下脚步，回头望了望来时的方向，联络点的方向已经没了动静，不知道老刘是否平安。“山雀”把竹筐放在地上，掀开菜叶摸了摸电台，低声说：“只要设备在，我们就能继续发报。”老陈点点头，指尖划过密码本上“秦淮桂花”的暗语，忽然想起老刘说过，等革命胜利，要一起去赏河边的桂花。 1948年的南京，黑暗还未褪去，但总有人在刀尖上行走，用勇气和信仰点亮微光。那些藏在暗号里的约定，那些隐在夜色中的坚守，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牺牲——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名字，或许只留下一个代号，但正是这些平凡人的挺身而出，才铺就了通往光明的道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