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国军103师起义后，我军让103师截击一下23军，但103师师长曾元三却说：“截击23军是缺德事，这种事，我不能干！” 这句话一出口，谈判桌边的气氛明显变了。对面的人没吵没闹，只是把记录本合上，又抬头看了看曾元三的脸色。 曾元三不是那种爱说狠话的人，说完以后也没摆姿态，反而像松了口气，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像是在等对方给个回应。 曾元三当时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拒绝”，这句话说重了，会让人误会103师根本不打算合作；说轻了，又像是没有立场。 可曾元三偏偏就挑了最直白的说法，因为曾元三不想在这种时刻玩文字游戏。 事情其实并不是从这张桌子开始的。很多人只记得起义那一天的“仪式”，但真正让曾元三走到这一步的，是前面十几年里一场场硬仗留下的痕迹。 曾元三1909年生在贵州松桃。后来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时期跟着部队一路打。那一代军官里，能混到师长位置，基本都不是只靠关系。 曾元三早年也不是名声很响的人，但属于那种“能扛事”的军官，部队缺粮能顶住，枪弹不足也能撑一撑。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元三被卷进了更残酷的战场。1938年的武汉会战，战线拉得长，撤退和阻击反复交错，部队常常一夜之间换了阵地。 曾元三见过败退，也见过死守，见过连队几天没吃饱还要顶着炮火往前压。那种状态久了，人会变得现实，嘴上不再说漂亮话，只关心一件事：能不能把人带回去。 到了1939年后，长沙会战又是一轮折腾。那时国军能守住长沙，不只是拼命，也是靠防御布置和指挥。曾元三在这种战役里学到的东西，比所谓“忠诚口号”要实在得多。 曾元三知道，胜负除了勇气，还有兵员、补给、士气。 1944年滇西反攻，松山战役打得很苦。松山是滇缅公路的要点，日军工事密集，坑道和火力点一层套一层。中国远征军攻坚推进得很慢，靠近一点就要付出伤亡。 那种仗打久了，军官心里会留下一个结：再怎么能打，兵也是肉长的，一旦算不清代价，部队就会被磨碎。曾元三在那种战场上熬过来，已经不愿意看到没有意义的消耗。 时间到了1948年，内战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第39军被调来调去，一路从华东到东北，再转回华东，最后南下广东。 103师在39军里不算核心嫡系，兵员补充也不理想，很多士兵来自山东。山东兵能吃苦，但对“撤去台湾”这种说法非常抵触。家在北方，家里还有土地和亲人，谁愿意一路跑到海那边去。 辽沈战役那段时间，103师跟着部队仓促进入东北，结果仗没打顺，撤得更狼狈。部队丢枪丢人，编制不齐，连军官都开始心里发虚。 紧接着淮海战役又遭重创，后勤线经常接不上，口粮、弹药、医药都紧张，士兵在泥地里走一天，晚上连干燥的地方都找不到。 这样熬到1949年1月，103师跟着39军调到广州附近，表面上像是能歇口气，但那口气根本喘不匀。因为广东战场的局势已经很清楚，解放军第四兵团推进很快，战线压得紧，撤退路线也被一段段切断。 到了1949年10月上旬，103师在三水一带被迫停住。道路不宽，部队拉成长队，前面是堵口，后面是追兵。部队里有人开始议论，讲得很直白：再打就全死在这里。 这时敌工工作已经进入得很深。解放军方面派来的人员里，有范子明、吕永祯这类干部，这些人不少也曾在国民党军队待过，懂得军官的脾气，也清楚怎么谈才不会谈崩。 范子明、吕永祯找上门的时候，没有开口就讲大道理，而是先谈现实：103师若继续顽抗，极可能被包围歼灭；若愿意起义，人员安全和家属安置都能保证。 谈判条件里，武器交出、人员编入新序列、生活待遇保障这些，曾元三都能接受。对曾元三来说，这些是政治问题，也是出路问题。可当对方提出“需要103师配合截击国民党23军”时，曾元三突然就坐直了。 曾元三不是不懂军令的重要性。曾元三也清楚，战场上拦截23军，对解放军推进会很有利。但曾元三马上想到另一件事：39军和23军长期都在粤系系统里，大家不是陌生人，之前一起守过地方，一起扛过压力。 现在突然要103师去堵23军的路，等于让103师扮演“背后捅刀”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