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晚年病重的邓稼先换上中山装，在病房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12天后，他永远离开了。 病房窗子半开着，风一阵阵钻进来，吹得床头那张纸起了边。 邓稼先躺着，脸色蜡黄，衣领却还拢得规矩。一九八五年他被确诊直肠癌，住院后动了三次手术，疼痛几乎天天拽着人走。止痛针从一天一针加到一小时一针，身体还出现大面积溶血性出血。人都这样了，他嘴里惦记的还是那句话：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更让人发愣的是，他的名字在社会上真正“响”起来，竟接近他离世前的那段时间。两弹元勋、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做事做到了顶尖，却把自己藏得很深，像把门栓插死，外头很难摸到门缝里的光。 这条路并非凭热血硬冲。抗日战争胜利那年，他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回北京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当助教。助教干得不久，心里总想再学点更硬的东西。 到了一九四八年，他远赴美国普渡大学学物理。 一九五零年八月拿到博士学位，材料把时间钉得很细，博士学位到手第九天，他就踏上归国的船，回到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 回国后日子一度安稳。 一家住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妻子许鹿希在北医上班，他常骑自行车去接她。一九五四年女儿邓志典出生，一九五六年儿子邓志平出生。 可这点烟火气，到了后来，只能偶尔掀开一角看看。 一九五八年，他接到一项特殊任务，有人用一句话概括：为国家放个大炮仗。 二机部在北京成立核武器研究所，设两个研究室，他任理论研究室主任。原二机部部长刘杰打过比喻，说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 绕来绕去，落到邓稼先身上，就是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条件苦到什么程度，材料没卖惨，直接把工具摊开：电子管计算机、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算盘也得顶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最早轮廓，就在一遍遍计算里磨出来。 一九六二年底，他领导起草第一颗原子弹理论方案，还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他常往实验现场钻，跟实验人员对着方案和测试结果反复推敲，盯着理论部把预估和分析做扎实。 两年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点整，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巨响炸开，强光一闪，蘑菇云冲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东方巨响”震了世界。没来得及歇，他又扎进氢弹研究。 三年不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保密把人和家隔开得厉害。三十四岁那年，他回家对许鹿希说要调动工作，明天就走。妻子追问去哪、做什么、做多久，他只回“不能说”。 后来外头有人说他与妻子分开二十八年，电话不通、信不写。材料把这说法往回拽了拽：隐姓埋名不等于断亲。只要回北京开会或被中央领导召见，他会和家人团聚；他亲手料理父母后事；前后花三个月辅导儿女参加高考；星期天还常到岳父母家吃午饭。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他因工作在北京待了三个月，亲自辅导孩子。 教科书买不到，岳母劳君展送来一本自己翻译的法国微积分教材。劳君展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还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过。邓稼先一边教一边说教材好。同事兼邻居于敏也在身边，孩子遇到疑难更爱去问于敏，觉得讲得深入浅出。 几个月苦战，姐弟俩同时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姐姐学医，弟弟学工。 他并不冷硬。许进看他，觉得姑父爱买书、爱看电影，游泳、乒乓都来，京剧更是心头好。看戏常临时起意，买不到票就去门口“钓票”，举着钱用京腔问有富余票吗；下馆子等座也有小窍门，盯哪桌菜快上齐，守在那桌后头，不慌不忙。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更扎眼的是数字，他作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设计总负责人，国家奖金合计二十元，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六年这二十八年，我国共进行三十二次核试验，其中十五次由他亲自指挥，全部成功。 他走后，许鹿希仍住在北太平庄那栋普通平顶式住宅楼里，水泥地面、白灰墙，两张布沙发、写字台、小书橱，陈设简单得像没换过季。 墙上贴着没装裱的七个字“两弹元勋邓稼先”，张爱萍手迹；小镜框里的半侧遗像斜靠书橱顶上。 许鹿希受访时说得很淡，却很硬：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他该被准确表达，她不能容忍吹捧。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当天成功进行一次核试验，次日起暂停核试验。一个多月后，联合国成员国共同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同一天正是他去世十周年纪念日。 病房那股风还在记忆里转，纸边起着角，像有人轻轻按住，又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