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上将刘峙以治病为名，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及四个子女来到香港。刘峙敛取了不少的钱财，因此在香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在一段时间内过得可谓是逍遥自在。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城内一片混乱。 国民党陆军上将、曾在淮海战役中担任统帅的刘峙，以“治病”为由，带着三夫人黄佩芬和几个孩子，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船只。 和许多仓皇南撤的同僚不同，刘峙此行似乎早有准备。 凭借多年积累的财富，他们在香港安顿下来，住进不错的公寓，出入高档场所，过了一段看似远离战火、悠闲富足的日子。 然而，这份用金钱换来的“逍遥”，在香港这个各方势力混杂的地方，注定难以持久。 刘峙的“逍遥”生活，很快就被现实打破。 一个失势却携带巨资的过气上将，在香港成了不少人眼中的目标。 昔日的旧部、朋友以各种名义前来求助借钱，往往有去无回； 本地的一些势力也找上门来，以“保护”或“合作”为名，行勒索之实。 坐吃山空加上这些无休止的消耗，刘峙带来的钱财迅速缩水。 他发现自己虽然逃离了战场，却陷入了另一种更令人无奈和憋屈的困境，从发号施令的统帅，变成了被人觊觎和剥蚀的“肥羊”。 眼看在香港难以立足，返回台湾又自知不受待见，刘峙大约在1950年做出了一个决定： 远走南洋，到印度尼西亚去寻找一个安静的落脚点。 他或许想隐姓埋名，用剩下的钱做点小生意，安稳度日。 但命运没有眷顾他。 途经新加坡时遭遇抢劫，损失了不少财物；到了印尼，由于语言不通、不谙商道，试图经商的打算也很快失败，本钱赔光。 一家人生活顿时陷入绝境。 活下去成了最迫切的问题。 这时，受过良好教育、通晓英文的三夫人黄佩芬站了出来。 她在一所华侨小学找到了教职，成了全家的经济支柱。 后来黄佩芬因事需暂返香港，临行前向校长推荐了自己的丈夫代课。 于是，为了全家人的生计，这位年近花甲、曾指挥数十万大军的上将，站上了异国他乡小学的讲台，成了教授国文、历史和地理的“刘老师”。 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个新角色里，刘峙似乎找到了一种奇特的平静。 他引经据典讲国文，结合亲身经历讲历史地理，凭真才实学赢得了学生尊重，也勉强维持住了家庭。 粉笔灰掩盖了将星的光芒，却给了他一段真实而简单的“重生”时光。 然而，“刘老师”的平静生活没有持续太久。 1952年左右，有华侨认出了这位谈吐不凡的老师竟是当年国内的风云人物。 消息被雅加达的报纸以醒目标题报道出来： “前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泗水执教鞭！” 这则新闻很快传回台湾，成了一则让当局颇为尴尬的趣闻。 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而言，一位党国上将流落海外以至教书糊口，这不是值得同情的故事，而是严重损害“体面”和形象的政治尴尬。 它像一个活生生的失败标志，昭示着追随者的落魄。 蒋介石得知后，感到的不是旧部情谊，而是“丢脸”与恼怒。 他不能容许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在海外继续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存在。 于是，来自台湾的“召唤”很快抵达。 这并非要重新起用这位败军之将，而是一次“政治回收”。 1953年底，刘峙携家眷返回台湾。 他得到了一个“总统府国策顾问”的虚衔和一份保障生活的薪俸，被安置在台北。 这个职位没有任何实权，也无需参与实际政务，实质就是将他“圈养”起来，置于可控的视线之内，避免再节外生枝。 回到台湾的刘峙，彻底成了一个沉默的、被遗忘的符号。 他偶尔写点回忆文字，在官方场合露个面，但已完全游离于权力核心之外。 1971年，他在台北悄然病逝。 回顾刘峙从香港“逍遥”到南洋执教，最终被召回台湾“安置”的这段历程，其跌宕远超寻常戏剧。 它不仅仅是一个失意政客的个人漂泊史，更深刻揭示了某种政治逻辑。 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而言，刘峙的实用价值早已耗尽。 然而，一旦他个人的困顿被公开，触及了政权最在意的“颜面”问题，他便立刻从“弃子”变成了需要紧急处理的“麻烦”。 召回与安置，并非出于旧情，而纯粹是为了维护一个政权摇摇欲坠的尊严表象，是为了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尾声，重新纳入可控的叙述轨道。 从香港寓公到南洋教师，再到台北摆设，刘峙的晚年，始终未能逃脱时代与政治为他预设的轨迹。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国民党军中"不倒翁"刘峙:屡次被蒋介石撤职又起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