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地主徐裴章被判死刑，行刑时，他已经绝望，谁知地委书记却派人送来一封信：“徐裴章对革命有功，枪下留人！” 徐裴章是宿松县城东门外五里墩人，家里有大片田地，还在国民党地方田粮部门任职，是当地有名的地主。 1951年春天，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推进到宿松县，他很快就被群众举报。 公审大会上，十多户佃农排着队上台控诉，有人说他强占自家田地，有人说他借粮时利滚利，还有人说他仗着身份欺压乡邻。 一桩桩一件件，听得台下群众义愤填膺。 县法院初审后，很快定下结论，徐裴章恶霸地主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关押期间，徐裴章彻底没了盼头。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土改政策铁面无私，没人能救他。 可他的家人没放弃，四处找人想办法，就在走投无路时，有人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事，提议去湖北找时任大冶地委书记的张体学。 这个想法让全家人看到了希望，可又忍不住犯嘀咕，张体学是党的高级干部，徐裴章是人人喊打的恶霸地主，两人素无交集，他会愿意帮忙吗？ 事情的转机，要追溯到1946年6月。 当时蒋介石撕毁和谈协议，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率军打响中原突围战。 张体学率领独立二旅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完成任务后却接到中央指令，要他率部重返大别山。 这一去，部队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几番激战下来损失惨重，最后被打散，张体学身边只剩下二三十人，还成了敌人悬赏捉拿的首要目标。 走投无路的张体学，只能和鄂皖地委书记赵幸初结伴化装转移，赵幸初的哥哥曾在宿松县田粮部门工作，和当时担任股长的徐裴章关系要好。 哥哥告诉他们，徐裴章虽然是地主，还在国民党任职，但对反动统治很不满，为人仗义，或许能帮上忙。 两人别无选择，只能跟着赵幸初的哥哥连夜赶往宿松找徐裴章。 徐裴章见到他们时，一眼就认出了张体学，得知两人的处境后，他没半点犹豫，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为了安全，他把两人安排在自家后院，对着家人反复叮嘱，这事要是走漏风声，全家都得遭殃。 之后他对外宣称自己重病在身，闭门谢客，还派专人守在后院门口，禁止外人靠近。 那些天里，他每天亲自给两人送吃送喝，寸步不离地陪着，生怕出半点意外。 躲起来不是长久之计，徐裴章开始琢磨转移方案，他通过自己的关系，从长山乡弄到几张空白介绍信，又悄悄买了两套体面的衣服，还请了理发匠给张体学和赵幸初整理仪容。 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把两人的军装和随身物品用防水布包好，埋在后院的菜地里，三支手枪也被他藏到了安全的地方。 那天深夜，徐裴章亲自带路，领着化装成商人的张体学和赵幸初，专挑偏僻小路走。 一路小心翼翼避开岗哨，直到把两人送到太湖县徐家桥的湖边。 那里早就租好的小船正等着，直到看着小船消失在夜色中，他才转身回家。 后来张体学和赵幸初顺利抵达安庆，凭着徐裴章弄来的介绍信，最终安全抵达南京，见到了董必武并转入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张体学一直没忘记徐裴章的救命之恩。 他曾写信给徐裴章表示感谢，还邀请对方去大冶工作，可徐裴章以家里有老母幼子为由婉拒了。 他从没对外人提起过这件事，日子依旧过得平淡。 可他没想到，几年后自己会被定为恶霸地主，送上刑场。 徐家人找到张体学后，他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立刻提笔写了三封信。 两封寄给宿松县委和县政府，详细讲述了当年徐裴章冒死掩护自己和赵幸初脱险的经过，明确表示徐裴章对革命有功，建议按照“立功赎罪”的政策从轻处理。 另一封信则派人加急送到刑场，这才有了开头“枪下留人”的一幕。 宿松县委接到信后，立刻重新审查案件，结合张体学提供的情况，法院最终改判，从轻判处徐裴章有期徒刑15年。 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他获准保外就医，1954年冬月在家中病逝。 临终前，他反复叮嘱子女，要牢记党的宽大处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1986年9月，安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徐裴章的案件进行复审。 法院最终认定，徐裴章在解放时期积极掩护我党干部，为革命作出了较大贡献，对其此前的问题不予追究，撤销了当年的刑事判决。 至此，这位一生充满争议的地主，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