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

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说：“终于下来了！”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 那时候的张爱玲，混得是真惨。 在国内，她是红透半边天的天才女作家，穿旗袍、喝咖啡、谈论着最时髦的话题。可到了美国，曾经的光环碎了一地。36岁的她，不再是那个傲娇的大小姐，而是一个在这个资本主义大熔炉里挣扎求生的难民。 她住的地方，不是什么豪宅，而是纽约贫民窟那种破公寓，墙壁薄得能听见隔壁的咳嗽声，屋里连个正经家具都没有。 而睡在她旁边的男人，也就是孩子的父亲赖雅，情况更糟糕。 咱们客观点说，赖雅这人，除了是个美国左派作家、能跟张爱玲聊聊文学之外，作为一个丈夫，特别作为一个准父亲，简直就是“灾难配置”。 那一年赖雅多少岁？65岁。 比张爱玲大了整整29岁。这还不算完，这老头身体差得要命，中风、瘫痪的风险随时悬在头顶，经济上更是穷得叮当响。两人结婚的时候，那场面寒酸得让人想哭，连结婚戒指都没有，赖雅甚至还要靠张爱玲微薄的稿费来接济。 所以，当张爱玲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两人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惊喜，而是惊吓。 赖雅的态度很明确，虽然他嘴上可能没说什么重话，但那个意思很明显：我们要不起这个孩子。如果你把这孩子生下来，咱们这日子就别过了，直接一起饿死算了。 张爱玲又不傻。她太清楚此时此刻多一张嘴意味着什么。 她在后来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借着九莉的视角，把那个恐怖的画面记录得清清楚楚。请注意，这虽然写的是小说，但所有研究“张学”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她的亲身经历： 她看见那个男胎在马桶里，“足有十吋长，毕直的欹立在白磁壁上与水中”，那个细节描写得太真实了，真实到让人反胃——“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 还有那双眼睛，“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就那么死死地盯着她。 哪怕是心理素质再强的人，面对自己亲手打掉的骨肉，恐怕都会崩溃。但张爱玲没有，她在惊恐之后，果断地按下了冲水键。以为冲不下去，结果一阵波涛汹涌，消失了。 那一刻，她感到的只有庆幸。 难道张爱玲天生就是个冷血动物吗？当然不。 如果你深入了解过张爱玲的原生家庭，你就会发现，她对“孩子”这种生物，有着天然的恐惧和排斥。 这种恐惧，源于她那对极品父母。 张爱玲的童年，简直就是一部恐怖片。 父亲张志沂，典型的满清遗少，抽大烟、逛窑子、打老婆孩子。最狠的一次，因为一点小事，父亲直接要把她关起来打死，甚至拿花瓶砸她的头。如果不是保姆拼死护着，中国文学史可能就得改写了。 逃离了父亲的魔掌，她以为母亲黄素琼会是救世主。 结果呢？母亲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但这新女性做得有点太自私了。黄素琼嫌弃女儿笨、不会交际、甚至觉得女儿的存在是个拖累。 有个细节特别扎心。张爱玲好不容易赚了800块钱稿费，兴冲冲地跑去给母亲，想证明自己。结果黄素琼怎么做的？她转头就把这钱输在了牌桌上，甚至怀疑这钱来路不正，逼着张爱玲去浴室，要检查她是处女之身。 这种羞辱，比父亲的毒打还要让张爱玲绝望。 在张爱玲的潜意识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什么天伦之乐，而是一种互相折磨的债务关系。 她曾说过一句特别狠的话：“如果小孩会对我坏，替她母亲报仇，我不要。” 这就是张爱玲的逻辑。与其说是残忍，不如说是一种止损。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她的姑姑张茂渊。 张茂渊是真正的现代独立女性，活得那叫一个潇洒。她教给张爱玲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别被什么伦理道德绑架。 当年张爱玲跟胡兰成那段孽缘，周围人都劝，只有姑姑不劝，只是淡淡地提醒：“他是不是有太太？” 到了1956年堕胎这事儿上，张爱玲其实也是在践行这种哲学。 她算了一笔账：生下孩子，她要照顾瘫痪的老公，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婴儿，她还要写作赚钱。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保全自己仅有的一点创作尊严和生存空间，孩子必须牺牲。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爱玲的判断虽然残酷，但是“正确”的。 就在堕胎后没多久，赖雅的中风越来越严重，最后几年完全瘫痪在床，吃喝拉撒全靠张爱玲伺候。张爱玲一边要像护工一样给老头翻身擦洗，一边还要发疯一样地写剧本赚美金。 为了省钱，她搬家无数次，在这个公寓里为了省一点房租跟房东扯皮，在那个公寓里为了躲避跳蚤而崩溃。 试想一下，如果在这种地狱模式的生活里，再多一个孩子，张爱玲会变成什么样？ 估计早就疯了，或者早就自杀了。哪里还写得出《小团圆》，哪里还能在文学史上留下那么多冷峻的文字？ 1995年，张爱玲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她死在洛杉矶的公寓里，几天后才被房东发现。屋里空空荡荡，没有家具，没有亲人，只有这具孤零零的尸体。她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座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