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发现没有，无论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还是马杜罗，他们的 “反美”，从来不是为人民挡子弹，而是给自家权力打掩护。当国内民生凋敝、腐败横行、言论窒息，便把外部敌人当作万能膏药，以为贴上就能止住政权溃烂的脓血。 萨达姆早年混进复兴党，靠党内清洗上位。他掌权后，伊拉克的命运就和他的集权野心深度绑定。70 到 80 年代石油繁荣时，国家确实搞过免费医疗、义务教育和住房补贴，让部分民众尝到过甜头，但这不过是威权统治的 “糖衣”。 为了巩固权力，他一边对政治异见者残酷镇压，一边穷兵黩武发动两伊战争、入侵科威特，把国家拖入长期战乱。 等到国际制裁袭来，石油收入锐减，民生迅速滑坡，他不反思自己的政策失误，反而把 “反美抗西方” 喊得震天响，试图让民众相信，所有苦难都是外部势力造成的。 可事实是，即便没有制裁，他的统治也早已腐败丛生，石油财富大多流向了政权核心圈层和军队，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制裁前就已埋下隐患，制裁不过是让早已存在的矛盾彻底爆发。 2003 年后伊拉克的乱局固然令人惋惜，但萨达姆时期的 “稳定”，本质上是用高压统治压制矛盾，用反美口号掩盖治理无能。 和萨达姆一样，卡扎菲也把 “反美” 当成了权力的遮羞布。他上台初期靠石油国有化积累了不少财富，搞过教育普及和医疗福利，让利比亚的识字率从 10% 飙升到 90%，这些成绩确实值得一提。但这背后，是他对国家的全面掌控：全国只有官方报纸能发布政府公告，老百姓不敢随便和外国人谈论国事，新闻自由被死死拿捏。 为了坐稳江山，他大搞部族政治，把亲信和本族成员安插在军队、政府关键岗位，对不忠者动辄清洗，1975 年和 1995 年两次未遂政变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地任用亲属，让政权彻底沦为家族和部族的私产。 到了执政后期，单一的石油经济抗风险能力极差，国际制裁和油价波动让民生压力陡增，青年失业率高企，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可卡扎菲不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反而继续扮演 “反美斗士”，一会儿关闭美国军事基地，一会儿将西方石油公司国有化，甚至被里根称为 “疯狗” 也乐在其中。 2011 年民众因腐败和民生问题上街抗议，他第一反应是动用安全部队镇压，同时喊着 “抵抗西方干涉” 的口号，最终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统治，落得悲惨下场。有意思的是，不少利比亚人后来怀念他时代的稳定，却忘了这种稳定是以失去自由和长期治理失当为代价的。 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更是把 “反美牌” 玩得炉火纯青。阿萨德父子出身仅占全国人口 12.75% 的阿拉维派，这个长期被视为 “异端” 的少数派，却牢牢掌控着国家大权。为了维持统治，他们构建了一套精密的控制体系：全国有 15 家以上的情报机构，老百姓连洗澡都要带身份证明，生怕被安全人员突击检查；军队、情报系统等关键部门全由阿拉维派掌控，逊尼派虽然能在政府担任虚职，却始终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这种少数派统治天然缺乏合法性，于是 “反美”“反以色列” 就成了凝聚人心的工具。阿萨德政府把大量资源投入军事建设，2009 年军费开支占 GDP 的 5.9%，位居世界第十二，拥有中东规模领先的弹道武器和化学武器储备。 可在民生方面，叙利亚经济结构单一，石油储量仅占世界 0.2%，普通民众的就业和收入毫无保障。当国内的宗派矛盾、阶级冲突积累到临界点，民众的不满情绪爆发时，政府依然试图用 “外部威胁” 转移视线，把抗议者污蔑为 “西方代理人”，最终导致内战爆发，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完美复刻了这套 “权力掩护术”。这个坐拥世界最大石油储备的国家，本该是富得流油，可在他执政期间，石油产量从每日 280 万桶暴跌到不足 50 万桶，设备老化、管理混乱加上腐败丛生，让国家经济彻底崩盘。2016 年起，委内瑞拉陷入恶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到几乎无用，老百姓连基本的食品、药品都难以获取，犯罪率飙升到 “劫匪都不愿抢钱” 的地步。 可马杜罗政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反而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 “美国制裁” 和 “帝国主义阴谋”。与此同时，他和亲信们却在疯狂敛财，不仅被指控与贩毒集团合作洗钱，还将 113 吨黄金运往瑞士变现，用于维持政权运转和收买军方。 瑞士政府后来冻结他的海外资产，进一步证实了其腐败的深度。他高喊 “反美抗霸” 的口号，本质上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治理无能和巨额腐败，用民族主义情绪绑架民众，让大家在 “抵御外部敌人” 的狂热中，忘记了本该追求的更好生活。 这些领导人的轨迹惊人地相似：掌权后先靠短期福利或资源红利稳住民众，再通过打压异见、任人唯亲巩固权力；当治理失当导致民生凋敝、腐败暴露时，就把 “反美” 当作救命稻草；最后在权力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要么被民众推翻，要么让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