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委会亲口承认：当年给北京奥运定的标准“太高了”。真相是，悉尼靠贿赂两票抢走2000年奥运主办权。丑闻曝光后，奥运会照办不误——原来所谓“规则”可以如此灵活。 1993年，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行的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投票现场，前三轮一路领先的北京，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以两票之差惜败悉尼，遗憾错失主办权。 当时外界大多将结果归咎于竞争的激烈，直到1999年一则惊天丑闻曝光，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两票的差距，原来是用金钱堆出来的。 悉尼申办团队的核心人物、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考兹，在投票前一天晚上，在当地一家酒店里，分别给肯尼亚和乌干达的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塞了3.5万美元现金，两笔钱加起来正好7万美元。考兹事后还狡辩说这是“支持两国体育事业发展”，可明眼人都清楚，这不过是为买选票找的遮羞布。 这并非悉尼申办团队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场提前布局的系统性操作。早在投票前一个月，考兹就主动给这两位非洲委员写信，承诺包揽他们在伦敦期间入住豪华酒店的全部费用；在投票前一段时间，他还和前澳大利亚总理一起前往非洲，向11个非洲国家许诺，只要悉尼申办成功，就资助每个国家的两名运动员到澳大利亚接受三个月训练，后续每年还会增加两个名额，整个项目要花费二百万澳元。 除此之外，悉尼方面还通过各种隐蔽方式拉票：给俄罗斯的教练和体育专家提供全额费用的年度访问，总开支约一百万澳元；给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国的运动员提供小规模培训；应马里一位奥委会委员的要求捐赠运动器材和服装。 甚至为一位奥委会成员的女儿在澳大利亚安排工作，给另一位罗马尼亚籍委员的女婿在铁路部门找了份差事，当时铁路部门正处于裁员状态，这份工作的“含金量”不言而喻。悉尼还免费邀请部分国际奥委会委员去大堡礁休假，为一位委员支付在澳期间的全部医疗费。 这些操作曝光后，国际奥委会内部一片哗然，执委高斯帕直言考兹的所作所为早已超出正常友好往来的范畴，极有可能直接左右了投票结果，时任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将其定性为“性质极其严重的事件”。 可即便证据确凿，丑闻性质恶劣，国际奥委会最终也只是做了些象征性处理，既没有取消悉尼的主办权，也没有追究太多核心人员的责任，2000年悉尼奥运会依旧如期举办，仿佛这场轰动全球的贿选丑闻从未发生过。 这一幕让世人彻底看清，所谓的奥运申办规则，不过是一根可以随意拉伸的橡皮筋，对某些城市而言，规则可以被轻易突破，哪怕触碰了贿赂的红线也能安然无恙；而对另一些城市，规则却能变成一道高不可攀的门槛，这其中的双重标准，实在令人玩味。 多年后，当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并全力筹备时，国际奥委会给出的标准之高，创下了奥运史上的纪录。北京为了兑现对奥林匹克的承诺，付出的努力和投入有目共睹，相关数据更是直观可见。 根据北京市政府公布的信息，北京筹备奥运的整体投入达到2950亿元，这笔资金主要分为三部分：奥运会运行资金20多亿美元，场馆建设资金不超过130亿元人民币，还有2800亿元人民币用于城市总体建设，涵盖能源交通、水资源和城市环境等基础设施领域。 这2800亿元的城市建设投资，即便不举办奥运会也是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但为了契合奥运标准，这些项目提前两年就全部完成。为了保障奥运期间的空气质量，北京更是下了“狠功夫”：首钢作为大型工业企业，直接压产400万吨，减产幅度高达七成；燕山水泥厂等逾百家工厂全面停工；奥运前20天，全市施工工地的土石方工程和混凝土浇筑工程全部暂停。 除此之外，北京奥组委的工作质量和细节把控也达到了严苛的程度，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曾公开表示，北京奥组委的工作质量、场馆设施完备度以及对细节的关注程度，都为今后的奥运会设定了“黄金般的标准”。 一边是悉尼靠贿赂两票抢走主办权，丑闻曝光后依旧顺利办赛，规则的灵活性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边是北京被设定“史上最高”的筹备标准，只能靠实打实的投入和严谨的筹备来兑现承诺。这种鲜明的对比，不得不让人思考奥运规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从常理来说，规则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对所有参与者一视同仁，可悉尼奥运的案例却告诉我们，当规则妨碍了某些城市的利益时，它可以被轻易变通；而当需要考验某些城市的能力时，规则又能变得异常严苛。 悉尼奥运的贿选并非个例，在此之后的盐湖城冬奥会申办过程中，也曝出了类似的贿赂丑闻，有6名奥委会委员被驱逐，4名委员辞职，而悉尼申办时的核心人物考兹虽然没被直接驱逐，但其相关行为早已被钉在奥运史的耻辱柱上。 可即便同类丑闻多次发生，国际奥委会也从未对奥运申办规则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规则的“灵活性”依旧存在。反观北京奥运会，不仅圆满完成了各项筹备工作，还让萨马兰奇给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奥运会”的评价，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完全能够达到甚至超越那“太高”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