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也是抗战中的一个耻辱时刻，细看坐在滑竿轿子中的这个妇人，眉宇之间跟汪精卫确有几分相像，没错，这个妇人就是汪精卫的姐姐汪兆娥，在背叛国家民族，卖了祖宗换来的荣华富贵面前，她是一点骨气也没有。 另外，看这个妇人的面相，也不是省油的灯，汪精卫身边尽是这样的女人，也是他一生的悲哀。 汪兆娥是汪精卫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年长汪精卫数岁。 父亲汪省斋是清末的师爷，常年在外奔波，母亲吴氏操持家务，姐弟俩自幼相依为命，感情深厚。汪兆娥成年后嫁给了江西武宁县的末代知县黄资，婚后随夫定居武宁乡下，过着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 黄资去世后，她守寡在家，带着三个子女艰难度日，与远在政坛叱咤风云的弟弟几乎断了联系，日子清贫却也算安稳。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了日本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头目。 消息传到武宁乡下，正在为生计发愁的汪兆娥动了心。 她看着报纸上弟弟"国民政府主席"的头衔，又想起自己贫寒的生活，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她心中萌生——去南京投靠弟弟，享几天荣华富贵。 这年春节刚过，汪兆娥变卖了祖宅和田产，带着一个贴身丫鬟，揣着仅有的积蓄，踏上了前往南京的路途。 谁知行至距武宁东十里的箬溪时，她主仆二人竟被当地土匪吕大千的队伍掳上山寨。 土匪本以为抓到了富家太太，能勒索一笔赎金，可当汪兆娥哭喊着自报家门，声称自己是汪精卫的胞姐时，土匪头目吕大千的态度瞬间大变，对汪精卫卖国投敌的行径破口大骂。 或许是出于对老人的怜悯，又或许是忌惮汪精卫的势力，吕大千最终没敢杀她，只是将其暂时关押起来。 消息很快传到武宁县的日军据点，为拉拢汪精卫，日军迅速派出一个小队的兵力攻打山寨，将汪兆娥主仆救出，还一路派兵护送，如同迎接贵宾般将她护送到了南京，并特意合影留念，拍下了以下这张照片，以此向汪精卫示好。 抵达南京后，汪兆娥住进了富丽堂皇的汪公馆，成了伪政权里人人敬畏的"姑奶奶"。 汪精卫念及姐弟情分，对她百般照顾，不仅给了她"参议夫人"的虚衔，还每月提供丰厚的生活费，让她过上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奢靡生活。 她出门有小汽车接送，出行时甚至有日本军官恭敬陪同，乘坐滑杆招摇过市，接受大小汉奸的巴结奉承，收受各种厚礼，整日游山玩水，全然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清贫生活，更无视南京城里普通百姓在日军铁蹄下的苦难。 她还参与日军组织的庆典活动，为伪政权摇旗呐喊，成了弟弟卖国事业的"活招牌"，这种行径与汪精卫同父异母的哥哥汪兆镛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位著名学者得知弟弟投敌后，长跪祠堂痛骂，修族谱时特意划清界限，临终前还告诫子孙"即使饿死也不得投敌卖国"。 汪兆娥的好日子只维持了短短四年。 1944年11月，汪精卫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病逝，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她失去了唯一的靠山。 在汪精卫的灵堂上，情绪失控的汪兆娥竟当众撕毁孝服，哭喊着"我弟弟是被害的！" 汪兆娥的癫狂举止让在场的日伪官员面面相觑，也暴露了她对现实的无知与偏执。 失去庇护的汪兆娥后来并未收敛，反而帮着弟媳陈璧君藏匿了大量搜刮来的财物，试图为自己留条后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号角敲响，伪政权土崩瓦解，汉奸们纷纷落网。 汪兆娥与陈璧君等人一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昔日威风凛凛的"姑奶奶"如今戴着镣铐，沦为阶下囚。狱中看守回忆，她常常对着铁窗喃喃自语："早知今日，当初该留在乡下种菜······" 法庭审判时，汪兆娥的命运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有人主张严惩，认为她虽未在伪政府担任实职，却享受了伪政权带来的荣华富贵，还为其站台，理应以汉奸同党论处；也有人认为她只是个贪图富贵的普通妇女，年事已高且未参与具体的卖国活动，应从轻发落。 最终，国民党当局考虑到她年老体衰，当时已近60岁，且没有在伪政府担任正式职务，只是依附汪精卫生活，决定对她免于刑事处罚，将其遣返回江西武宁老家。 被遣返时，汪兆娥偷偷带走了一些之前藏匿的金银珠宝，试图用这些财物在老家重新生活。 然而，回到武宁后，她发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乡亲们对她投靠汉奸弟弟的行为嗤之以鼻，不愿与她往来，三个子女也因她的名声而疏远了她。 她只能在乡下买了一小块地，盖了间简陋的房屋，独自生活。 昔日众星捧月的"姑奶奶"，如今成了无人问津的孤老太婆，每日面对的只有冷清的院落和无尽的悔恨。 关于汪兆娥的最终结局，史料记载不多，但据当地老人回忆，她在老家低调生活了十余年，于1950年代末或1960年代初病逝，终年七十多岁，死后草草下葬，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