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患有精神疾病，她的姐姐们拒绝照顾她，她父亲临终前让保姆留下照顾她，无奈，保姆带着女子回了老家，照顾20多年，谁料，女子的外甥到法院，申请要做女子的监护人，女子怀疑他另有所图，拒绝道：我神智清醒，不需要！“我只信保姆。” 女子离世后，将房产赠予保姆的孙子。不料，女子的几位姐姐突然出面，不仅要求继承这份遗产，还对遗嘱的真实性与法律效力提出了质疑。法院作出公正判决。 “凭什么我们要不到房产？她是疯子，立的遗嘱能作数吗？”法庭上，几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因为没分到妹妹的遗产，不仅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强烈质疑，还把矛头对准了照顾妹妹二十多年的保姆。 这场争夺战的核心，是一位叫王红英的老人。她一辈子未婚，无儿无女，还要和常年的精神疾病抗争。她走后，名下北京那套房产里属于自己的份额，早已通过遗嘱清清楚楚地留给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 保姆李慧的孙子。 这就捅了马蜂窝了。对于王红英的姐姐们来说，这就像是有人当着面扇了她们一巴掌。 但这真的怪得着“外人”吗？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去，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一幕。二十多年前，王红英的老父亲弥留之际，双眼始终难以阖上。 在他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女儿。那时候，家里不是没有人，几位亲姐姐都在，工作单位甚至还出面协调过，想商量出一个轮流照顾的方案。结果呢？姐姐们避之不及，谁都有理直气壮的理由推脱。 最后，反而是那个被父亲托孤的保姆李慧，红着眼眶接下了这副重担。这一接，就是二十多年。因为无人搭把手，李慧只能带着王红英回了老家。 在法院审理环节，一份份细节把所谓的“亲情”遮羞布撕得粉碎。那些日子是怎么过的？ 王红英生前给单位写过的一封信里讲得清清楚楚：每到深秋，李姐早就备好了厚袜子、暖水袋，因为知道她手脚怕冷；她耳朵不好使，李姐就贴在她耳边读报纸、唠家常；每年回北京复查病情，李姐不仅备齐了药，一路上更是当了她的“人肉拐杖”。 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在前几年。王红英还在世的时候，那个几十年不见人影的外甥突然跑去法院申请做监护人。老太太虽然有精神类疾病，但心里跟明镜似的，她直接回绝：“我不需要！我只信保姆李姐。”她甚至引用了法院曾经给她的答复——用谁来照顾我，我有选择权。 直到立遗嘱的那一刻，老人也是清醒的。在那份关键的视频佐证材料中，王红英不仅能独立通读遗嘱内容，还能条理分明地和工作人员逐条核对细节，全程思路清晰，逻辑连贯。 法官据此认定，遗嘱有效。姐姐们再怎么跳脚，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在漫长的二十年里，血缘只是个名词，而李慧才是那个实实在在的亲人。 这种事儿，其实并不是孤例。近年来，类似的案件在北京各大法院呈现爆发式增长。据北京一中院统计，去年涉及遗赠扶养的案件量比前年猛增了44.2%。 这背后藏着一个极度尴尬的法律现实。按照《民法典》规定，如果老人无儿无女且父母双亡，兄弟姐妹就是第二顺位继承人。但在另一边的赡养义务法条里，兄弟姐妹却并不在法定责任人名单中。 说白了，这就给了某些人钻空子的心理预期：“我不养你，法律也没逼我养；等你走了，遗产还是可能轮到我。” 朱一峰法官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法律上的继承人范围与赡养人范围不匹配。很多孤寡老人最后选择把房子给保姆、给朋友，那真的属于“无奈之举”。 就像另一个案子里的张大爷和刘大妈两口子，失独加上重病，家里十几个兄弟姐妹，这时候没人往前凑。等到要把房子留给照顾他们至终老的保姆李芳母子时，亲戚们全来了，甚至泼脏水说保姆和老人有不正当关系。 还好，法律讲究的是证据和公平。在张大爷这个案子里，法院最后还是判决房子归保姆继承。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刘大妈瘫痪在床的那几年，是谁在端屎端尿？是保姆。 不过，这里面也有个警醒。保姆李芳最终虽获房产所有权，不过经二审法院审理判定，她需将此前多支取的四十余万元存款悉数退还。 因为遗赠扶养协议的核心是“养老送终”，作为扶养人，得花自己的钱来养老人，等到老人百年之后再通过遗产获得补偿，而不是一边拿老人的钱当工资，一边还想占房产，那就真成了“被雇佣的保姆”，性质就变了。 现在这种纠纷越来越多，以至于法官都在呼吁，是不是该修法了？是不是该把兄弟姐妹也列入法定赡养义务人？你想分财产，前提是你得尽义务。 同时，这种把身家性命托付给“外人”的协议，也不能光靠一张纸。没有监管，全是赌运气。有的老人写个协议就三四句话，吃饭管不管？生病看不看？全都模糊不清。 一旦真的遇人不淑，等到身体不行了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建议社区、基层组织真得介入进来，给这些协议加把锁，有人盯着，老人的晚年才不至于成了只有利益交换的赌局。 参考信息：“不来照顾我，还要我的遗产”，北京无子女老人的无奈!法官呼吁修改赡养义务人范围 2026-01-08 15:26·大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