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肿瘤医院才会明白的几个残酷事实。 去年冬天陪母亲去复查，我在肿瘤医院门口站了三个钟头，挂号窗口前的队伍排得老长，有人拖着行李箱，有人抱着CT片，有个大爷把病历本贴在胸口当身份证，护士站的广播一遍遍说医生正在全力救治，可走廊长椅上蜷着的人影，明明知道很多病治不好。 诊室里飘出的对话，像碎玻璃渣子撒了一地，隔壁传来带着哭腔的问，发现转移了，走廊尽头有人对着手机喊，现在做化疗，最多撑半年，主治医师揉着太阳穴说，早期肿瘤就像棉被底下藏的火苗，等床单烧起来了才看见，这话让我想起上周隔壁床的大叔，他女儿一边刷短视频一边抹眼泪，要是早半年治就好了。 化疗室门口总堆着矿泉水和塑料袋，有个戴假发的阿姨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来，手腕上还留着针眼结的痂，隔壁床的阿姨说她女儿把城里的房子卖了，现在天天守着吊瓶算账，这一疗程下来，连老家的拆迁款都搭进去了，最让人难受的是三床大爷，确诊当天就把存折密码告诉了儿子，要是治不起，就别折腾了。 病房凌晨两点最静的时候，总有人翻身压得床吱呀响，有回听见对门夫妻压着声儿吵，丈夫说再借十万试试，妻子回咱妈自己选的，早晨巡房护士盯着空床位叹了口气，又走了一个放弃治疗的，走廊尽头家属休息区总有人举着手机看养生号，这帖子说吃绿豆能消肿瘤，护士长听见了，把血压计啪地拍在桌上，再多偏方也抵不了个靶向药。 最让我记得住的是个戴棒球帽的姑娘，她每天傍晚都推着轮椅带父亲出去晒太阳，其实父亲早就不认得她了，有天她对着窗外说，要是能换就好了，这话让我想起父亲常讲的，有钱有权顶啥用，躺在这儿的不都是普通人，那天夕阳特别长，把整条走廊染成橘红色，像给所有人抹了层止痛的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