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少有疾病，健壮异常。长征当中，他未患疟疾，三次穿越草地 1886年6月，四川仪陇县马鞍场，朱德出生在一户穷得叮当响的农家。那时候他不叫朱德，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娃。 有些人的童年是读书玩耍，朱德的童年就是俩字：干活。 天还没亮，他就得爬起来跟着大人下地。割草、放牛、挑水、插秧，啥累干啥。十几岁的半大小子，背篓里的分量能把肩膀磨掉一层皮，脚底板在田埂上磨出的茧子比鞋底还厚。这种苦日子，看着是遭罪，可实际上，大山里的风霜把他这副身子骨练得跟树根一样，虽然粗糙，但是透着一股子折不断的韧劲。 但这只是底子，真正让他跟普通农夫拉开差距的，是后来的“科学训练”。 这就得提到一段很多人都不太清楚的经历——朱德其实当过体育老师。 1906年，20岁的朱德考进了四川高等学堂体育专修科。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事儿。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跟种地完全不一样的锻炼方式。教员们那是真懂行，不讲蛮力，讲究科学。 那场面，每天天刚蒙蒙亮，朱德就跟着教员在操场上跑圈。这跑步可不是乱跑，得讲究呼吸配合步伐，汗珠子顺着脊梁骨往下淌，衣服湿透了风一吹又干了。除了跑步，还有单杠、双杠、器械操。手掌上的老茧磨破了，缠上一块布接着练。 在这儿，他学会了怎么用巧劲，怎么控制肌肉，怎么在极度疲劳下调整呼吸。教员盯着他的动作纠正：“膝盖抬高！”“落地要轻！”这一年多练下来，他身上的肌肉线条都练出来了，走路带风，那是实打实的“练家子”。 毕业后，他回仪陇县当了体育老师，这习惯也没落下。他带着小学生跑步、跳高、跳远，自己也跟着练，甚至比学生练得还凶。这段经历，给他的身体打下了一个极为专业的底子。 再后来，1909年，他瞒着家里跑到云南，考进了大名鼎鼎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如果说之前的体育课是“健身房”，那这里就是“炼钢炉”。 讲武堂的训练那是出了名的狠。背着几十斤的装备翻山越岭，那是家常便饭。云南的山路多陡啊，还得练夜行军，黑灯瞎火深一脚浅一脚，露水把裤脚打湿了裹在腿上，冷冰冰的。可朱德硬是咬着牙，跟那些比他小好几岁的年轻学员比着练，从来没掉过队。 这十年兵当下来，原本就结实的农家身板，经过体育专修科的科学雕琢，再经过讲武堂的极限施压，朱德这身体彻底成了一台“耐造”的革命机器。 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哪怕条件再恶劣，朱德都能扛得住。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那时候朱德已经49岁了，在当时的人均寿命看来，这不仅是长辈，简直是“老人家”。按理说，这是重点保护对象，得坐担架，得有人伺候。 可你看看朱德在干啥？他手里拄着根木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队伍中间。看见哪个小战士背包沉，他伸手就拽过来：“来，我帮你扛会儿，年轻人力气留着打仗。” 有个细节特别戳人。有回警卫员看他嘴唇裂得全是血口子，好不容易搞来一块干硬的青稞饼递给他。朱德接过来，看了一眼，伸手掰了一半，又塞回警卫员手里，乐呵呵地说：“你小子正长身体，多吃点。” 走了二十多天，走出草地的时候，多少年轻小伙子都脱了一层皮，甚至倒下了，可朱德愣是像没事人一样，到了宿营地还能帮着抬伤员。 这还不算完。1935年8月，为了接应红一方面军，队伍得掉头往回走，这就是第二次过草地。 这一次更难。粮食基本没了，草根树皮都被前面的部队挖光了。有的战士饿急了，乱吃野草，结果中毒倒地。 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时候，他那个“体育老师”加“老农”的经验又派上用场了。光靠身体硬扛不行，还得动脑子。 他亲自带着战士们在草地里转悠，搞起了一个“野菜展览会”。哪怕是快50岁的人了，他还是亲自去尝。哪种野菜能吃，哪种有毒，哪种吃多了拉肚子，他都给研究得透透的，然后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战士们听。只有他尝过确定没事的，才让大家挖。 白天跟着队伍行军，晚上还得查哨、开会。警卫员劝他：“老总，您歇会儿吧。”他摆摆手：“我这身子骨，跑惯了，歇着反倒不舒服。” 到了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得，第三次过草地。 这时候天气转冷，草地上早起全是白霜，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战士们的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朱德自己的鞋底早就磨穿了，他就用树皮和破布裹着脚走，泥水泡得脚发白，他也从来没喊过一声疼。 三次过草地，前后折腾了快两个月。队伍里病倒的、掉队的不知多少，可这位年近半百的总司令，愣是没生过一场病，没坐过一回担架。 朱德的故事告诉咱们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不管是干革命还是过日子，想扛得住事儿，手里得有真本事，身上得有真功夫。这平时流的每一滴汗，走得每一步路，到了关键时刻，那都是救命的本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