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熟睡中的冯运修，突然感觉不对劲，好像是日军包围他家了。他从枕头下摸出手枪，悄悄走到厨房，准备烧毁机密文件，但下一秒，日伪特务出现在了他家墙头！ 1940年7月7日，这一天是“卢沟桥事变”三周年，日伪当局要在中山公园搞什么“庆祝皇军圣战三周年”大会。 这本身就是往中国人伤口上撒盐。而在这个大会上蹿下跳、忙前忙后的主办人，叫吴菊痴。 这吴菊痴可不是一般的小流氓，他是个大才子，是“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御用笔杆子，经典剧目《春闺梦》据说就有他的功劳。可惜，文人无骨。日军一来，他摇身一变，成了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专门用笔杆子帮日本人洗脑，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汉奸。 “抗团”早就盯上他了。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就是李振英和咱们的主角冯运修。 那天吴菊痴开完会，为了庆祝，跑去和平门外的同和轩饭庄吃饭。李振英和冯运修骑着自行车，一直在外面蹲守。吃完饭，吴菊痴和报社的一个女记者白洁如一人坐了一辆黄包车往回走。 冯运修和李振英立刻蹬车跟上。 机会出现在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 当时恰好有一户姓刘的人家在办丧事，那是老北平讲究的“三出庙”，送葬队伍吹吹打打，那叫一个热闹，直接把路给堵了。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个理儿，“死者为大”。前面的白洁如坐的车勉强挤过去了，但吴菊痴的车夫周德立没办法，只能停下来让路。 这时候，吴菊痴坐在车上，正伸着脖子看热闹呢。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一直跟在后面的冯运修一看机会来了，猛蹬两下自行车，瞬间逼近吴菊痴的黄包车。他既没有停车，也没有废话，单手掏出抢，对着吴菊痴的后脑勺和耳根就是两枪！ “砰！砰！” 枪声混在送葬的唢呐声里，并不刺耳，但足够致命。 冯运修用的是一把勃朗宁M1906袖珍手枪。这枪有个外号叫“掌心雷”，还有个更瘆人的名字叫“对面笑”。因为它特别小，藏在手里根本看不见，两个人面对面笑嘻嘻地说话，下一秒就能要你的命。 经后来的日本军医宫下尸检证实，子弹直接穿入脑部。吴菊痴连哼都没哼一声，当场就要了命，虽然被拉去医院，但还没到地方就断气了。 干完这一票，冯运修把枪往怀里一揣，骑着自行车钻进胡同，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西四的家中，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复习功课，准备上大学。 刺杀吴菊痴，直接捅了马蜂窝。日军华北方面军特高课、北平宪兵队那是暴跳如雷。死一个汉奸事小，但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打脸”的行为，让他们觉得颜面扫地。 这次，日本人学精了。他们不信任北平的伪警察，直接从东北调来了伪满洲国警察，搞异地办案。 那冯运修是怎么暴露的呢？说来也是倒霉。 当时和吴菊痴一起吃饭的，还有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特务顺藤摸瓜，抓了白玉霜和请客的韩宝臣，严刑逼供。在这个过程中，抗团的一个外围关系网被撕开了口子。虽然冯运修做得很隐秘，但日伪特务通过长期蹲守和排查，最终还是锁定了他位于受璧胡同的家。 1940年8月7日凌晨，天还没亮，空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 大批日本宪兵和特务，悄悄包围了受璧胡同甲12号。 冯运修睡觉很轻，院子里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了。作为一名特工的直觉告诉他：出事了。他没有惊慌失措地跳窗逃跑，因为他知道跑不掉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拿起放在枕头下的手枪，然后迅速把家里藏着的“抗团”机密文件、名单和密码本抱到厨房。 无论如何，不能连累组织，不能连累战友。这就是那个年代地下工作者的铁律。 当特务撞开大门冲进来的时候，冯运修已经在厨房里点着了火。火光映照着他年轻而坚毅的脸庞。 “抓活的！”外面的特务喊。 回应他们的是冯运修的子弹。 这时候，那个叫袁规的汉奸特务科长把冯运修的老父亲冯愰推在身前当挡箭牌，一步步往厨房逼。 冯运修透过门缝，看准了从父亲肩膀后面探出半个脑袋窥视的袁规，抬手就是一枪。 这一枪极其精准，直接打穿了袁规的脖子！这个大汉奸当场倒地，虽然后来在同仁医院捡回了一条狗命，但也吓破了胆。 看到这小子枪法这么准，其他的日伪特务谁也不敢上前送死，全都缩了回去。他们爬上墙头、房顶，架起机枪，对着厨房疯狂扫射。 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斗。 厨房的墙壁被打得千疮百孔，冯运修身上多处中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看着火盆里的文件彻底化为灰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当特务们战战兢兢地摸进厨房时，发现冯运修倒在血泊中。他右手被打断了，左手还死死攥着枪。 日本人把重伤的冯运修送到了中央医院，想救活他好套取口供。但冯运修伤势太重，再加上他求死心切，1940年8月8日夜，他停止了呼吸。 在清理遗物时，特务们搜出了左轮手枪3支、勃朗宁手枪1支、子弹28发、电报机1台。 这一年，他刚刚考上辅仁大学。那是当时北平最好的大学之一。如果那天晚上没有枪声，他会在几个月后走进教室，去读他喜欢的书，去建设这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