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我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正面临西方核大国的严密封锁与核讹诈。1956年，毛泽东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战略要求，打破核垄断成为关乎国家生存的紧迫任务。 1961年，35岁的于敏接到钱三强的秘密任命，从熟悉的基础物理领域转向氢弹理论预研，从此告别公开学术生涯，名字被一串编号取代。 当时中国的氢弹研制是一张白纸，美国《物理评论》宣称必须使用氚材料的结论，几乎误导了全球科研界。于敏带领团队从零开始，在没有任何外部参考的情况下摸索前进。 科研条件的艰苦远超想象。全国仅有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计算机，95%的算力要优先保障原子弹数据处理，留给氢弹团队的时间寥寥无几。 三十多名研究员只能用算盘辅助计算，手指因用力过猛崩飞算盘珠子的场景屡见不鲜。为了购置演算纸，于敏甚至偷偷取走家里存折上仅有的四百元积蓄。 1965年10月，于敏在多次论证后，否定了主流技术路线，提出一套全新的氢弹原理方案。为验证方案，他带领团队在上海开展"百日会战"，办公室彻夜灯火通明。 科研人员不分职务高低围坐讨论，被称为"鸣放会"的学术研讨成为创新源泉。经过三个月紧张测算，于敏团队终于突破关键技术，形成了后来震惊世界的"于敏构型"。 为赶在国际核禁令生效前完成试验，也为给国家争口气，于敏和病床上的邓稼先制定冲刺计划。在缺氧的高原实验室，他常握着辐射剂量表就一头栽倒。 医生检查发现，长期核辐射与过度透支让他的白细胞数量不足常人三分之一，头发大把脱落，深夜常会因压力虚脱，只能躲在厨房灌几口烧酒缓解。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内心平静的他当晚睡得格外踏实。而这份荣光背后，是他对家庭的无尽亏欠。 隐姓埋名的岁月里，他成了胡同里最神秘的住户，邻居的恶意揣测不断传到家人耳中。六岁的女儿被推倒磕破头，只能哭着说"我爸爸是保密的"。 几次从大西北回京，他都赶上家里搬迁，因纪律严格无法提前联系，回到旧址只见空屋，最终要靠邻居指引才能找到新家。 一次回家，门口玩耍的孩子中竟没人认出这个瘦脱形、发际线后移的男人是自己的父亲。他嘴里常念叨的希腊字母ρ，被孩子们误以为是"肉"。 氢弹成功后，于敏拿到国家发放的奖金，默默递给妻子孙玉芹。1967年的北京，一只烤鸭售价7块7，比4块3一瓶的茅台酒还贵，对拮据的家庭来说堪称奢侈。 孙玉芹从未弄清丈夫的工作，只知道这笔钱要用来交书本费、给老家病重亲戚寄钱、填补旧债，最终也没舍得买那只让孩子们流口水的烤鸭。 消息传到国际社会，法国总统戴高乐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质问本国科学家为何被中国超越。西方世界终于意识到，中国已凭借自主创新打破核垄断。 国内民众更是备受振奋，街头巷尾都在传递这个喜讯，人们私下议论着"以后不用再怕别人的核威胁了"，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 此后数十年，于敏始终淡泊名利，推掉所有顾问费和头衔，卸任后连单位配的警卫员都坚决退回。家里的铁床、写字台用到陈旧不堪，老电视直到儿子偷偷装了机顶盒才多收几个台。 2012年孙玉芹去世，她终究没能完全知晓丈夫的伟大。于敏晚年常在公园找亭子看书，始终为没能多陪伴妻子而愧疚。 2015年，89岁的于敏穿着旧中山装，在人民大会堂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公开露面。 如今，"于敏构型"的参数仍在西北实验基地不断迭代，而他留下的"两弹一星"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从一张白纸到世界领先，于敏用一生诠释了"把微薄力量融入祖国强盛之中"的信念。在科技自立自强的今天，这份坚守与担当依然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信息来源：商丘网—京九晚报—于敏的“烤鸭梦” 中国军网—于敏：“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的中国氢弹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