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奸污妇女到了什么程度？张纯如曾说：“在南京，没有女人是安全的。日本兵强奸了80岁以上的曾祖母，也不放过8岁以下的孩子。” 张纯如1968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普林斯顿市，她的父母是来自中国的学者，早年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动荡。他们在家庭闲聊中，常提起祖辈在战乱中的遭遇，这让她从小接触到南京事件的片段描述。但在美国学校的历史课本中，她找不到任何相关记载，图书馆的英文资料也极为稀少，这让她一度对这些口述产生迷惑。大学时代，她主修新闻学，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写作硕士。毕业后，她从事科技和移民主题的报道工作，积累了调查技能。 1994年，她移居加州，在库比蒂诺一个社区展览中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那些影像显示出尸体堆积和妇女遭受的痕迹。她开始系统搜集资料，查阅国际档案，包括西方目击者的日记和报告。1995年7月，她前往南京，携带录音设备访问幸存者。尽管中文水平有限，她白天记录口述，晚上整理笔记，确保每条证言的准确性。她采访一位黄包车夫，他回忆街道位置和逃生细节，她通过地图验证这些内容的可信度。 张纯如还翻阅了日本士兵的信件和战时记录，这些文件显示士兵将侵害妇女视为缓解压力的手段。她在档案馆中抄录数据，整理出日军暴行的时间线。1997年，她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书中引用幸存者证词和历史文件，估计有2万到8万妇女受害。这本书成为西方社会了解南京事件的重要途径。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入南京后，对妇女的侵害迅速蔓延全城。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分庭记录显示，首月内约有2万起强奸案。士兵成群结队搜捕居民，受害者年龄从婴儿到老人，涵盖各个群体。许多受害者被杀害灭口，尸体往往被丢弃在河边或街巷。西方目击者如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日记中记载，安全区内每日发生数百起侵害事件，甚至孕妇也未能幸免。 日本士兵的证词进一步证实了暴行的普遍性。一名前士兵高岗浩三回忆，部队从街道和村庄抓捕妇女，每人分配给15到20名士兵使用。事后，许多受害者被刺杀或焚烧。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统计显示，数千妇女寻求医疗援助，红十字会紧急申请3千份专用绷带，用于处理创伤。英国记者田伯烈在著作中估计，每晚强奸案至少数百起，高峰期超过千起。 日军暴行不限于单个事件，还包括胁迫家庭成员进行乱伦行为。父亲被迫侵害女儿，儿子侵害母亲，其他亲属被迫观看。受害者中包括80岁以上老人和8岁以下儿童，一些幼女被集体侵害后抛尸江中。煤炭港码头挖掘出数千具女尸，双手被缚，显示出有组织处置痕迹。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研究档案后指出，这些行为被视为激励士气的手段。 安全区内的记录显示，日军闯入帐篷和民宅，公开行凶。大学废墟中发现妇女手写的防身笔记，记录使用剪刀等工具的简单方法。一名美国牧师拍摄的影像显示，被绳索捆绑的妇女被拖走。受害者遭受极端摧残，如用刺刀或异物插入身体，导致永久伤残。国际红十字会的物资清单成为佐证，1938年初申请大量女性医疗用品。 下关江滩和秦淮河边反复发生大规模处决，遇害妇女尸体堆积。日军从上海到南京的行军中，已有类似侵害记录，南京成为集中爆发点。士兵信件中描述“享用”妇女作为战时放松方式。西方传教士如詹姆斯·麦卡勒姆在日记中写道，每日听到无数侵害报告，士兵随意进出民居。受害者包括孕妇，她们被刺伤腹部导致流产。 南京事件中，日军对妇女的侵害系统化，从门到门搜捕，到设立临时场所。东京审判中，这些行为被列为战争罪行证据。幸存者证词显示，许多妇女被关押在兵营数日，遭受反复侵害。日本前士兵白洲四郎在自述中承认，部队视此为常态，不加惩罚。国际委员会报告指出，全城无安全之地，侵害持续六周。 张纯如的书出版后，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向西方揭示了南京事件的细节。她参与电视辩论，与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争论责任问题。大使回避事实，她逐条反驳，指出缺乏正式道歉和赔偿。辩论现场，她翻开笔记，标记不实陈述。 右翼势力开始针对她，报纸刊登批评文章，质疑书中用词如“大屠杀”。一名批评者约书亚·福格尔挑剔标题，她犹太裔编辑苏珊·拉宾娜公开回应，支持表述准确性。张纯如收到威胁信件，内含子弹。她继续推广书籍，出席讲座，强调历史不能被遗忘。 日本外务省资助刊物汇集反驳文章，一名历史学家阿尔文·库克斯的署名文风格异常，后来证实该刊停止资助后关闭。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在加州盖洛斯镇自杀身亡，年仅36岁。她母亲张盈盈与兰迪·霍普金斯合作，撰写传记，记录她挖掘证据的过程。传记出版后，延续了对南京事件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