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8岁的 张之洞 身体不舒服，下属赵茂昌送来了一支 野山参。张之洞吃了后龙马精神，或许得幸于此，他足足有了高达9个孩子。20年后，当张之洞得知野山参配方后，竟对着赵茂昌拳打脚踢，并大喊道：“这东西毁了我的名声呀。” 这一幕发生之前，张之洞早已是清廷倚重数十年的重臣。光绪年间，他历任封疆大吏，主政一方，名声来自政绩，也来自自律。 尤其是在鸦片问题上，张之洞的态度向来鲜明而强硬。早在1882年出任山西巡抚时，张之洞就亲眼看到烟瘾对地方财政和民生的侵蚀。 山西民间种烟成风，军政人员暗中吸食，地方治安混乱。 张之洞到任后，并未循旧例“以税代禁”，而是直接下令封闭烟馆、拘捕烟贩，并设立戒烟局，强制烟民戒断。 地方志和《清德宗实录》中，都记下了当年“禁烟雷霆”的情形。 正因为这段经历，张之洞此后数十年谈及鸦片必言其害。 也正是在湖广任上，张之洞的事业达到顶峰。武昌城外，汉阳铁厂昼夜轰鸣，织布局和枪炮厂相继投产，新式学堂陆续开办。 张之洞在公文中反复强调“实业为根，学堂为本”，并于1898年前后完成《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 但繁重的政务也在一点点消耗张之洞的精力。到1890年代中后期，张之洞已年近花甲，每日批阅奏章、巡视厂矿、会见幕僚，常常深夜不息。 身体不支的迹象逐渐显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赵茂昌的那支野山参进入了张之洞的生活。赵茂昌并非普通仆从，而是多年随侍左右、熟悉张之洞起居习惯的旧部。 送参之举，本意是为主官分忧，并非求功邀宠。 服参之后的变化十分明显。张之洞精神振作，步履轻快，连日伏案也不再气喘。武昌官场一时间议论纷纷，但张之洞并未多想，只当是参材得力。 他继续主持湖广新政，整顿盐务、筹办铁路，并在1903年奉召入京，出任军机大臣。此时的张之洞，已从地方实干派转入清廷决策中枢，参与预备立宪、财政改良等重大事务。 慈禧太后在节庆时屡有赏赐，显示其地位之重。 转折出现在京城。京师人参来源复杂，张之洞另购名参服用，却始终达不到往日效果。长期的精力落差让张之洞心生疑虑。 1907年前后，张之洞追问旧参来历，赵茂昌这才如实相告。那一刻的愤怒，并非单纯出于身体受损，而是多年清誉可能因此蒙尘的恐惧。 张之洞深知鸦片在士大夫中的恶名，也明白一旦坐实，自己数十年的禁烟立场将难以自圆其说。 更严重的后果随之而来。停服之后，张之洞出现明显寒战、乏力、失眠等症状，体重迅速下降。身边有人建议请洋医诊治，但张之洞坚持以中药调理，拒绝任何“戒烟丸”之类的办法。 清廷档案中记载，1908年后张之洞上朝次数明显减少，批红速度变慢，书写时手部颤抖。 有人说，权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处境，却未必能改变身体的规律。张之洞的一生，几乎都在与时代顽疾周旋，最终却被最痛恨的东西反噬。 正如《资治通鉴》中那句冷静的提醒：“治病者，先治其本。”对晚清而言，鸦片从来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隐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