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八月，中央下达“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公共场所的伟人像与语录要减到必要限度，各地开始清点和回收伟人像章，消息到了济南军区干休所，开国中将孙继先在灯下擦拭自家小木盒里的那一排小章，听完来人说明，抬头只给出一句话，“一枚都不交”。 孙继先的干休所宿舍不大，一张老式木床，一个书柜，书桌正中央摆着那盏用了三十多年的台灯，灯座磨得发亮。小木盒是他在长征路上从一个牺牲的通讯员背包里捡的，盒盖上还留着弹片划过的浅痕。他坐在藤椅上，戴着老花镜，用一块绒布仔细擦着像章，每擦一下，手指就轻轻按一下，像在确认它们的存在。来的是干休所的管理员小刘，二十出头，刚从军校毕业，说话还带着点拘谨：“孙老，上头有通知，说要回收伟人像章，您看是不是……” 孙继先没抬头，继续擦着手里的像章。那排像章有十二枚，材质各不相同，有铜的、铝的，还有用炮弹壳磨的。最左边那枚是1935年在遵义发的，正面是伟人头像，背面刻着“红军万岁”，边缘还缺了一小块——那是他在腊子口战斗时被碎石崩的。 他擦到第三枚时，才开口：“小刘，你知道这枚像章怎么来的吗？”小刘摇摇头。孙继先放下像章，指腹摩挲着背面的刻字：“这是过草地时，一个藏族阿妈塞给我的。她儿子是红军，死在雪山上，她把家里仅有的银饰熔了，做了这枚像章，说‘带着它，就像我儿子陪着你’。” 小刘的脸有点发烫。他想起昨天在军区档案室看到的资料：孙继先1935年率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强渡大渡河，亲自乘木船冲向对岸，身中三弹不下火线，被称为“大渡河十八勇士”的带头人。后来在长征中，他带领部队翻雪山、过草地，三次负伤，肠子都流出来过，用绑腿布勒住继续走。这些像章，有的是战友牺牲前留下的，有的是老百姓送的，每一枚都沾着血，刻着命。 “上头的规定我懂。”孙继先把像章放回木盒，合上盖子，手指在上面敲了敲，“可这些不是普通的像章，是活着的记忆。你让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把战友的遗物交出去，他交得出吗？”小刘不说话了，他想起自己爷爷也是老红军，临终前还攥着一枚像章，说“这是你太爷爷在延安发的，不能丢”。 其实孙继先不是不讲原则。他当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办公室里只挂了一张伟人签名的照片，别的装饰一律没有。可这些像章不一样，它们不是用来宣传的，是用来记着谁救了谁的命，谁为了谁把命搭上。 他记得1941年在山东反扫荡，部队被打散，他躲在一个老乡家的地窖里，老乡把仅有的两个窝窝头塞给他，又把女儿的红布头系在他腰上，说“鬼子见了红布头，以为是妇女，不会搜身”。后来那姑娘被鬼子杀害了，他一直把那截红布头缝在像章的绶带上，直到现在。 小刘走后，孙继先把木盒锁进书桌抽屉，又从枕头下摸出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是1949年开国大典，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胸前挂着两枚像章，笑得满脸褶子。他摸着照片上自己的脸，轻声说：“老伙计们，我替你们守着，谁也别想拿走。” 后来，干休所里陆续有老干部被要求交像章，有的交了，有的藏了起来。孙继先的像章一直没动，直到1990年他去世，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那木盒还在，十二枚像章整整齐齐躺在里面，每枚的绶带都洗得干干净净，像新的一样。 这些像章，现在保存在山东革命军事馆里。展柜前总围着很多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有个大学生看完后说：“以前觉得这些像章只是纪念品，现在才知道，它们是活的历史，是有人用命换回来的。” 孙继先的“一枚都不交”，不是对抗规定，是守护一种不能忘的本。就像他生前常说的：“人这一辈子，要记着谁对你好，要记着为了谁吃了多少苦。忘了这些，就不配穿这身军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