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冬天，朝鲜长津湖黄草岭，气温跌破零下40度。不满16岁的周全弟和战友们反穿单薄棉衣，白布里子朝外，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 那时候的长津湖，雪不是一片片的落，是一团团砸下来的冰粒子，打在脸上像刀刮。周全弟的手套早冻成了硬邦邦的壳，手指蜷在里面根本掰不开——他试着动了动小指头，就这一下，像被电了一下，钻心的疼从指尖窜到后脑勺。他咬着牙把小指往回按，可没坚持两秒，整只手就不受控制了，软塌塌地垂在雪地上。 他是四川南充人，家里穷得连双胶鞋都买不起，参军前跟着哥哥在地里割稻子，手糙得像老树皮。刚到朝鲜那天，班长看他个子矮，把自己的棉裤往下拽了两寸给他裹腿：“娃子，冻坏了咋打仗？”可谁都没想到，这场仗打得这么狠——美军飞机天天在上空盘旋，补给车根本送不上来，战士们的棉衣破了就用草绳捆，饿了就啃一口冻硬的土豆，嚼的时候腮帮子酸得直抖。 黄草岭阻击战打了三天三夜，周全弟所在的连队守在一个山口，任务是挡住美军的王牌陆战一师。第一天晚上，班长摸黑塞给他一个烤土豆，皮都焦了，里面还冒着寒气：“留着半夜吃，别睡着了。”他攥着土豆，手心里的温度慢慢渗进冻得发僵的指节，可到了后半夜，他还是冻得迷迷糊糊的，只记得自己死死盯着山下的公路，耳朵里全是风声和远处的枪响。 第二天中午，班长突然碰了碰他的胳膊，声音哑得像砂纸：“注意，敌人要冲了！”周全弟猛地坐起来，可刚撑起上半身，就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沉得抬不起来。他咬着牙往前爬，手刚碰到枪托，就听见“咔嗒”一声——枪栓冻住了，怎么拉都拉不动。这时，美军的子弹扫过来，擦着他的头皮飞过去，他吓得赶紧缩成一团，可腿却越来越麻，直到完全没了知觉。 第三天下午，战斗终于停了。班长爬过来，摸了摸他的脸，又碰了碰他的腿，眼泪一下子掉下来：“娃子，你咋了？”周全弟想说话，可舌头硬得像块石头，张了半天嘴，只发出“啊啊”的声音。后来他才知道，因为长时间趴在雪地里，他的双手双脚都被严重冻伤，再也没法暖过来了。 回国后，周全弟被送到沈阳的医院，医生截去了他的双手和膝盖以下的双腿。他醒来的时候，看着空荡荡的袖管，哭了一整夜——他想起了家里的稻田，想起了妈妈煮的红苕粥，想起了班长塞给他的烤土豆。可哭完了，他又爬起来学写字，用断臂夹着笔，一笔一画练了三年，才写出自己的名字。 现在，周全弟已经90岁了，住在成都的一间老房子里。每天早上，他会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用断臂翻报纸，看关于抗美援朝的新闻。他说：“我不后悔去朝鲜，就是有时候会想，要是那天我能站起来，是不是就能多杀几个敌人？”去年，他去长津湖烈士陵园扫墓，站在战友的墓碑前，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断臂在风里微微发抖：“兄弟们，我替你们看了，现在中国强了，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其实，像周全弟这样的战士还有很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留下，就永远埋在了长津湖的雪地里。他们的青春，定格在零下40度的冬天；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太平日子。我们总说“岁月静好”，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扛过了最冷的冬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