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说：“父亲先离开，和母亲先离开是不一样的。”父亲走了，只是没有了顶梁柱；可

梁晓声说：“父亲先离开，和母亲先离开是不一样的。”父亲走了，只是没有了顶梁柱；可是如果母亲走了，家就不成家了。 梁晓声曾经把双亲的离世，做过一个极痛切的拆解。他说父亲先走和母亲先走，那完全是两码事。前者好比家里的承重柱倒了，只要顶住那口气，日子还能接着过；可要是母亲先没了，那个名为“家”的魂魄，也就散了。 这话若是放在《人世间》爆火之后去听，只道是文人的感慨，可若是去翻看梁家在哈尔滨那个十几平米小黑屋里的真实经纬，才明白这是那是从血泪里熬出来的真知灼见。 在梁晓声那个拥挤不堪的童年记忆里，父亲这个角色，硬得像块冰冷的生铁。作为一名常年在外奔波的大建工人，父亲把自己定义为这个大家庭绝对的统治者。他确信自己是用血汗养活了全家，所以他在家里的意志必须通行无阻，这种只要结果不要过程的逻辑，曾在这个家里酿下过几场挥之不去的噩梦。 对于这个以“养活口”为最高准则的男人来说，权威比科学重要。当年还是两岁多的姐姐患上黄疸肝炎，明明老中医都发话不管用、指了条路让去看西医，父亲却死守着旧脑筋，认定西药那是洋玩意儿害人，不仅不让治，反而在孩子病故后把罪责怪到那两片西药头上。这种执拗的大家长作风，甚至差点把梁晓声自己的人生也给掐断。仅仅是因为一件新衣裳被同学划了个口子，回家还没来得及辩解，父亲那带着老茧的巴掌就先到了脸上，这一巴掌把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梁晓声吓得三天没敢出声，再张嘴时竟落下了一紧张就结巴的毛病，直到读中学才慢慢扳过来。 比起皮肉之苦，父亲对大哥前途的摧折，是梁家最深的一道伤疤。身为长子的大哥原本是个考上大学的读书苗子，但在父亲眼里，这就是个壮劳力，不抓紧干活挣钱分担家计就是不孝。母亲偷偷支持儿子读书的秘密，最后坏在了梁晓声一封无意说漏嘴的信上。得知真相的父亲像发了疯一样往学校寄去羞辱、逼迫的信件，硬生生把一个前途光明的大学生，逼出了精神分裂症。这一病，不仅仅是大哥一辈子的幸福没了，更是给梁家后半个世纪压上了一块搬不走的石头。为此，梁晓声整整六年，没跟父亲哪怕见上一面。 父亲撑起的是“活着”，而母亲负责的是“活得像个人”。 那个年代的哈尔滨冷得入骨，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去翻砂厂干那种连男人都发怵的活儿。滚烫的铁水火星子不长眼，往身上一溅就是一个洞。那时候母亲回家，衣服上常带着星星点点的烧焦味和窟窿眼。等到夜深人静，她就凑在昏黄的油灯下，用捡来的碎布条，把这些生活的“破洞”一个一个细细地补上。她不仅是在缝补衣衫，更是在极度贫瘠的岁月里，竭力维护着这个家摇摇欲坠的尊严。 那时候的穷，是真能把人逼得变样。梁晓声饿急了，去扒过人家马车上的豆饼，被人找上门来时，全家人都怕得要死。这位平日里沉默顺从的母亲，却没动那一套“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粗暴规矩。她拿出家里仅有的两个金贵的窝窝头赔给人家，只红着眼眶对儿子说了一句话：妈除了这张脸面，也没啥尊贵东西了。就是这么个瘦弱的女人，即便在自己还要在泥泞里讨生活的时候，一旦听到儿子想看书，哪怕要花一块五的一笔“巨款”，她也会在工友嘲笑的目光中，用那是满是裂口的手掏出钱来。因为她懂得，肚子饱了是生存，脑子饱了才有希望。 许多年后，当梁晓声从北大荒回到城里，一路走到复旦大学，最终定居北京成了知名作家，他才终于能够隔着岁月的长河去回望那一对截然不同的父母。随着日子越过越宽裕，他对那个暴躁固执的父亲有了些迟来的悲悯——那一代男人的局限性，被沉重的生存压力挤压变形了性格。 晚年的父亲被接到北京，梁晓声甚至特意安排爱面子的老爷子去电影剧组跑了几趟龙套，看着父亲那份掩饰不住的得意，父子间持续几十年的坚冰也就悄无声息地化了。双亲先后离去后，验证了那句“家不成家”的预言，母亲一走，那种归途有灯、进门有问候的日子便彻底断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责任的终结。那个被旧时光碾碎精神的大哥，成了梁晓声从父母手中接过的最后接力棒。早在九十年代，他就把患病的大哥从老家接到了北京，自己在电影厂分的老房子里挤着，却在大哥身上投入巨资，在海淀买了房还请了专人照料。妻子从未抱怨，这一管就是三十多年。 如今再看这个家，当年的那点恩怨早都在时间的淘洗下淡了。剩下的真相是：那个强硬却有些愚昧的父亲，确实用肩膀扛住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屋顶；而那个满手伤疤的母亲，则用她的温柔与坚韧，为这间漏风的屋子升起了唯一的炉火。屋顶塌了还能修，炉火灭了，人心就真的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