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称在中国丢失机密文件，涉及核设施，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1月6日，日政府官员向共同社表示，2025年11月，一名日本原子能监管局职员意思因私赴中国期间，在接受机场安检时，丢失一部带有政府机密信息的工作手机。 日方表示，该手机中留有日本核安全部门人员姓名与联系方式，以及相关资料，事发3天后该职员才发现大事不妙，由于手机关机无法接收信号，导致想远程删除与锁定都无法进行，最终紧急上报日本政府备案。 这些细节本身就漏洞百出：核监管部门的工作手机为何能随意带出国外？涉密设备为何没有离线加密或自动销毁功能？更离谱的是，职员离岗三天才察觉手机丢失，远超普通人丢手机后24小时内的黄金寻找期，暴露出日方对核心机密设备的管理几乎儿戏。 事件的曝光时机也透露着不对劲。从2025年11月丢手机到2026年1月6日公开，中间整整两个月的沉默期，恰好撞上日本柏崎刈羽核电站重启的关键节点。这座位于地震带上的核电站，因安全隐患被民众抗议多年，政府正急于在舆论高压下推动重启。 试想，若在审批敏感期曝出核监管部门手机遗失、涉密信息可能外流的丑闻，民众对核电安全的信任势必崩塌。 所以日方选择压下消息，直到2026年1月5日中国宣布对日本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这一卡住日本半导体、军工命脉的反制措施，让日本政府急需转移国内对制裁的怒火。 于是，尘封两个月的手机失事件被包装成“中国安全风险”的悲情故事。日方刻意淡化职员因私携带机密、管理失职的事实，反复强调“在中国丢失”“可能泄露”，甚至把锅甩给上海机场的安检环境。 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公共场所的遗失责任在失主，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拾得物应归还，但没义务为他人的疏忽买单。 上海机场配合查找的记录，反而证明中方已尽协助义务，真正的问题出在日方：核监管手机为何没有强制定位？为何允许职员公私混用设备？这些在国际核安全领域堪称基础的防护措施，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厅却形同虚设。 更讽刺的是，这不是日本核领域第一次“粗心”。2023年东电员工把核文件忘在车顶，2025年柏崎刈羽核电站曝出反恐文件不当复印，甚至就在手机事件曝光前一天，中部电力刚承认操纵地震数据。 这些丑闻集中爆发在核电重启攻坚期，很难用“巧合”解释，更像是监管体系在政绩压力下的集体失控。如今借“在华遗失”转移矛盾，本质是用跨国叙事掩盖国内治理无能——就像一个学生考试作弊被抓，却大喊“监考老师没提醒我”。 日方的舆论算盘打得精：在中国制裁引发民怨时，抛出“中国威胁”的老剧本，既能煽动排华情绪，又能把民众对核安全的质疑引向外部。 但这套把戏经不起推敲：若真担心信息泄露，为何不在丢手机后第一时间通报中方？为何两个月后才借共同社发声？ 答案只有一个：他们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话题。当日本网民开始讨论“中国是否窃取核机密”时，政府就成功把“监管失职”的问责声，稀释成了“国家安全”的焦虑。 这场闹剧最荒诞的地方在于，日本原子能规制厅号称“全球最严核监管”，却连一部工作手机都管不住。 从允许私人携带涉密设备，到三天后才发现丢失，再到依赖信号远程清除的低级防护，每个环节都在刷新核安全管理的下限。 而选择在中国反制的节骨眼上曝光，更坐实了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甩锅——用“境外风险”掩盖“内部腐烂”，用“悲情受害者”形象逃避“系统性失职”的问责。 只是苦了日本民众，在政府的舆论操弄下，可能永远看不到：真正威胁核安全的，从来不是机场的人潮，而是监管者脑子里的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