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贵州一夜之间丢了21个县城，各地土匪像是约好了似的，从山里涌出，抢粮、杀人、炸桥、围城，解放军刚进城插上红旗，第二天就被围得动弹不得。 消息传到西南局，邓小平脸色很沉。他在会上拍了桌子，说了一句：“剿匪不成，其他都白谈。”这不是客气话。当时整个西南局面临的问题，比战场还要复杂。 邓小平是西南局第一书记，也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调兵遣将，他说了算。 但这场仗不好打。 在湖南泸溪县，剿匪部队进山已经是第三回了。前两次打得不算顺利，第一次只扫平外围的小股势力，第二次虽然干掉了土匪“刀王六”的指挥所，但余匪还是跑了，藏进更深的山洞里。 第三次再进山，连村干部都知道不能再掉以轻心。那天，解放军连夜出发，凌晨前悄悄包了山口，等太阳升起，火力一开，土匪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压着打。 但即使这样，也打了整整两天才稳住局面。 刀王六不是普通土匪，他年轻时是国民党地方武装，被整编又溃逃，最后干脆拉人进山为王。这种人熟地形，有枪，有关系，还有“老百姓装扮”的亲信帮他打掩护。 村民谁敢反对？不是一家三口没了就是房被烧光。 邓小平后来听汇报时只说了句：“基层政权不立，匪患就清不了。” 于是，清剿完成后，部队没有撤，而是留下一个连守村，政府设点，干部驻扎，村里老年人组成巡逻小队，夜里轮流放哨。 有个老大爷悄悄说：“以前敲锣是报喜，现在敲锣是报警。”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福建，只不过土匪是从海上来的。1950年春，一支自称“海上保安纵队”的武装突然袭击漳州一带粮站，还杀了好几个乡干部。 福建省委调查后发现，他们和台湾有联系，是国民党留下的武装力量。这种情况更危险，不只是匪，还是组织化特务行为。于是，解放军第31军被调来支援，配合海军进行海岸封锁。 这仗打了半年，敌人不是死就是降，福建终于稳了。 贵州的情况更复杂。1951年春，西南战区一个月伤亡过万人。高原行军艰难，山洞数不清，有的地方白天看着没人，晚上冷不丁一枪就打过来了。 最难的一次是盘县东部，一支解放军小分队被困72小时，弹尽粮绝，最后靠两人突围才传出消息。补给队进山花了三天，到的时候，十几名战士已经倒在山沟，冻饿交加，弹壳遍地。 西南剿匪，靠的不止是枪。每到一地，部队都要先办识字班、开诉苦会，干部听百姓讲家里被匪害死的事，边哭边记。情报靠人送，有人挂草标，有人敲石头。 村里哪个角落藏着人，老百姓比谁都清楚。 到1953年，贵州上报股匪基本清除，西南剿匪收尾。可邓小平并没有马上松口，他要的不是表面安稳，而是“断根”。 这仗没进史书课本，也不被叫“战争”，可牺牲却是实打实的两万多条命。很多年轻人第一次进山，也是最后一次回头望家。土匪问题解决了，山头干净了，政权立住了。 治乱先治匪，这是代价换来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