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年底，一辈子不看电视的钱学森突然跟儿子说：“支个电视行不行？贵不贵啊？多少钱？”儿子钱永刚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2008年的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住着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此时若是走在街上，没人会多看那位身穿工程院最老式蓝衫的老者一眼，那身衣服朴素到了极点，和他在病床上盖着的白色被单一样，没有任何特殊的标识。 他的儿子钱永刚每天下班后都会在这个点赶过来，提着精心准备的软烂饭菜，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儿子不仅要照顾父亲的饮食，偶尔还得忍笑旁观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这天查房，医生例行公事地竖起手指，想要测试病人的意识状态。 随口抛出了那个像是逗弄孩童的问题：“钱老，100减7等于多少”病床上的老人虽然虚弱，但听到这话，眼神瞬间犀利起来，平日里慈和的脸上甚至泛起了一丝薄怒，他狠狠瞪了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医生一眼，费了好大劲才从喉咙里挤出那个数字：“93”。 医生心满意足地笑着夸赞“真聪明”门外的钱永刚却早已笑弯了腰，只有儿子知道，父亲这辈子是在跟什么打交道，当年在大洋彼岸，美国人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推演原子弹数据，而这位老人仅凭手里噼里啪啦的算盘珠子，硬是算出了同样精确的结果。 这个大脑曾经装下了冯·卡门最深奥的空气动力学理论，装下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的那张蓝图，哪怕是被美国软禁、哪怕是用几十名战俘换回来的漫长归途，他脑子里的逻辑链条也没断过一秒。 老人没忍住，最后还是对着医生嘟囔了一句：“小同志，我是钱学森啊”那意思再明白不过：拿这种问题考我，是不是太小瞧人了，然而尽管那颗顶级的大脑依旧能转出十八个弯，替上门请教的学生解开最晦涩的物理谜题，但他终究是老了。 这种衰老不仅仅体现在他只能长时间卧床，更体现在他与这个世界连接的通道正在一点点被切断，曾经即便退休离开了科研一线，他每天的书桌上必定雷打不动地摆着一叠当天的报纸，后来，视力像是被磨损的镜头，无论换多少度的老花镜，报纸上的小字都糊成了一团墨迹。 子女们和秘书一度成了他的“眼睛”轮流坐在床头给他朗读，从国内建设到国际局势，哪怕只是个标题，他都要听得仔仔细细，可老人家一生最怕给别人添麻烦，渐渐地，他觉得自己占据了秘书太多的工作时间，也不想总是拖住儿女，于是那台大号收音机成了他的新伙伴。 从新闻广播到传统戏曲，调频旋钮被摸得油亮，但岁月无情，听力衰退接踵而至，收音机里的声音在他耳朵里变得时断时续，像是一场抓不住的风，在那段日子里，钱永刚能明显感觉到父亲的落寞。 一个时刻关心国家未来、说过“中国人不比洋人少个脑子”的倔强灵魂，此刻却被困在了这方寸之间的病床上，既看不清也听不见，只能对着天花板发呆，在脑海里一遍遍回放那些关于原子弹、关于导弹的数据模型。 直到有一天，当钱永刚像往常一样送饭进门时，父亲有些迟疑地开了口，老人家像是犯了错的孩子，语气里满是不好意思，试探着问道：“能不能，给我支个电视机”还没等儿子回应，他又紧接着补了一句：“买个电视贵不贵啊，会不会给你们造成负担”。 这一问，问得钱永刚眼眶发红，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站在他面前的，是让中国航天技术加速了至少20年的功勋元勋啊，国家给他的待遇曾经不设上限，可他怎么做的，他摆摆手全推了，理由硬邦邦的几句话。 我是党员，要为国家省钱，这钱得拿去建设祖国，甚至连特权也不允许沾家里人半点边，当年哪怕归国途中有不可测的危险，他一家四口宁愿听从“不要下船”的神秘电报指令憋在船舱里，也没想过要向组织伸手要什么舒适的特权。 而现在，这位曾经面对美国高薪诱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的大科学家，为了看一眼他牵挂了一辈子的祖国，竟然在为一台电视机的价格担忧，钱永刚强压下心头的酸楚，转过身背对着父亲，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平稳。 “爸，不贵不贵，您要是让我现在买辆汽车，我可能得费点劲，但是买台电视，儿子还是买得起的”听到这句话，97岁的老父亲如释重负，脸上露出了孩童般满足的笑容，那台电视机很快就架了起来。 虽然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虽然只能躺在床上，但这块小小的屏幕成了钱学森最后的精神寄托，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是他的必修课，哪怕身体再痛再累，他也要盯着那个画面，看看我国的卫星又上天了吗，看看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了。 除了新闻，他还爱看体育频道，有时候儿女们围坐在床边，陪着老爷子一起看比赛，大家有商有量，病房里久违地充满了生气，那方荧光屏里的盛世中华，正是他用那一身老旧的蓝衫、用那一辈子从未停歇的计算、用那把算盘珠子硬生生敲出来的未来。 信息来源：中国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