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我下乡插队时，被安排住在一个寡妇家里，和她做了两年的临时夫妻。她叫秀莲

一九七三年我下乡插队时，被安排住在一个寡妇家里，和她做了两年的临时夫妻。她叫秀莲，比我大五岁，丈夫前一年在修水库时出了意外，留下她和一间土坯房。队里安排我住她家时，队长还特意跟我说：“秀莲是个实在人，就是命苦，你住过去多帮衬着点，别给人家添麻烦。” 那年我十七，背着帆布包站在土坯房门口时，灶间飘来的柴火味混着蒸红薯的甜香，像只无形的手，轻轻拽了拽我的衣角。 队长把我往门里推了推，压低声音说：“秀莲是个实在人，男人去年修水库没了，你住这儿，多帮衬，少说话。” 她从里屋迎出来，蓝布褂子洗得发白，辫梢沾着点草屑，看见我，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半晌才说：“西厢房炕烧好了，不嫌弃就住下。” 第一晚我缩在冰凉的被窝里，听见东屋传来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钝刀子割着夜。 第二天我起早挑了缸水，她红着眼圈端来碗红糖姜茶：“城里娃细皮嫩肉的，别冻着。” 后来的日子就像磨盘，一圈圈转着：她教我辨认野菜，我帮她修补漏雨的屋顶；她把舍不得吃的白面蒸成馒头留给我，我偷偷把省下的粮票塞回她针线笸箩。 转折发生在那年冬天，我发高烧说胡话，迷迷糊糊感觉有人用热毛巾擦我的额头，还听见她跟队医说：“先治他，我扛得住。” 醒来时，炕头摆着个粗瓷碗，里面卧着两个荷包蛋，她坐在门槛上纳鞋底，阳光落在她鬓角的白发上，像撒了把碎银子。 我突然想起队长的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这哪里是搭伙过日子，分明是两个人在寒夜里，相互焐着对方的命。 有人背后嚼舌根，说我们是“临时夫妻”，她听见了也不辩解，只是把我的旧棉袄拆了，重新絮上新棉絮。 我问她：“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 她把针在头皮上蹭了蹭，淡淡地说：“嘴长在别人身上，日子是自己过的。你一个人在外头不容易，我没男人，互相搭把手，咋就不应该了？” 她总在我收工前把粥温在灶上——不是因为义务，而是知道一个城里娃在黄土地上有多难站稳脚跟；我帮她挑水劈柴，也不仅是报恩，是在那个缺暖少光的年代，两个人凑一起，才能把日子焐得热乎点。 那些藏在粗茶淡饭里的关照，那些不用说出口的默契，像地里的庄稼，悄无声息地长了一地。 后来我返城，她站在村口老槐树下，手里攥着我那件打满补丁的蓝布衫，没哭，就那么看着，直到我身影成了个小黑点。 这两年的记忆，像灶膛里没烧透的炭，揣在心里三十年，依旧暖烘烘的。 再难的日子，也别低估一个普通人心里的光——它不耀眼，却能照亮彼此最狼狈的时刻。 如今我偶尔还会梦见那间土坯房，月光洒在窗棂上，像她当年纳鞋底时，绷直的棉线在煤油灯下发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