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 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先说说“优先采用国际标准”这事儿。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国际标准”就是中立、先进的代名词，用上就能和国际接轨，殊不知这世上从来没有脱离利益的规则。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5年施行的《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里明确规定，采用国际标准必须结合我国国情，符合法律法规，基于安全需要可合理修改，绝非盲目“优先”。但现实中，一些领域的立法确实出现了过度向国际标准倾斜的倾向，这正是卢麒元担忧的起点。 举个实实在在的例子，中国光伏产业曾凭实力拿下全球大半市场，却突然被欧盟的“环保新规”卡住脖子，这套所谓的“国际环保标准”，本质上是为了限制中国光伏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保护本土产业。 再看农业领域，一颗中国苹果出口到欧洲，要过几十道“国际标准”筛查，看似是保障安全，实则是通过繁琐标准抬高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最后利润大多被掌握标准解释权的西方公司拿走。这些案例都说明，国际标准从来不是“免费午餐”，背后藏着的是话语权的争夺。 我国立法借鉴国际标准其实有悠久历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海商法》参考维斯比规则，到《民法通则》吸纳国际私法通行做法，都是“取其精华”的理性选择。 但卢麒元的提醒并非多余：如今的国际竞争早已从“产品竞争”升级为“规则竞争”，欧盟靠《数字市场法》约束美国科技巨头，印度通过立法强制数据本地化，都是用规则为本土产业筑“护城河”。如果我们在立法中盲目“优先”国际标准，很可能会陷入别人设定的规则陷阱，让本土产业失去发展空间。 再聊立法者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卢麒元强调的“每次参与都要政审”，核心是“动态审查”，而非一次性的资格认定。这并非空穴来风，我国现行的立法者审查机制已有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设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代表选举的合法性，而选拔立法工作者时，配偶或子女移居境外等情形会被明确禁止。 但现有机制更多是“入门审查”，缺乏对立法者参与具体立法项目时的动态监督，比如某人当选时背景清白，但若在任职期间与境外资本产生利益捆绑，参与相关立法时就可能存在立场偏差。 这种担忧在国际上早有印证。美国的“旋转门”现象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前任财政部高官推动完金融政策，卸任后就入职受益的金融机构，本质上是“政策被俘获”，让法律变成资本的工具。 而俄罗斯在关键领域立法中，会审查参与者三代亲属的海外背景，欧盟则要求关键立法参与者申报所有潜在利益冲突，这些做法的核心都是为了确保立法者站在公共利益立场。卢麒元提出的“动态政审”，其实是借鉴国际经验，补上我国立法监督的“盲区”。 卢麒元的发声之所以引发关注，根源在于他点破了一个关键认知：立法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活”，而是关乎国家利益的“战略活”。从5G到高铁，从电动车到WAPI标准，中国能在多个领域实现“换道超车”，正是因为早期做好了标准布局，掌握了规则制定权。 但要守住这份话语权，就必须筑牢立法安全的防线，既要理性借鉴国际标准，更要警惕标准背后的利益渗透；既要完善立法者审查机制，更要建立动态监督体系，让立法过程透明化、可追溯。 其实，卢麒元的“惊世骇俗”主张，本质上是对立法安全的警醒。在这个规则博弈日趋激烈的时代，最隐蔽的渗透不是武力入侵，而是通过立法植入有利于自身的规则；最危险的风险不是外部制裁，而是立法者立场跑偏导致的“规则失守”。 我国《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强调“结合国情”，立法选拔机制坚守“政治底线”，都是在为立法安全保驾护航。而动态政审的提议，更像是给立法安全再加一道“安全阀”，确保每一部法律都能守护国家利益，惠及全体人民。 立法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卢麒元的发声不是要制造焦虑，而是要提醒我们：在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同时，必须守住立法的“主阵地”。 只有让立法者始终站在国家立场，让每一部法律都经得起利益考验，我们才能在国际规则博弈中掌握主动，才能真正筑牢国家发展的制度根基，这，或许就是这番“惊世骇俗”主张背后，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核心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