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港片里查案的廉政公署，是公务员里的精英。 结果今天才知道，人家压根就

一直以为港片里查案的廉政公署，是公务员里的精英。 结果今天才知道，人家压根就不是公务员。他们是聘用制。 这反差简直颠覆认知！看港片时，总觉得ICAC（廉政公署）职员个个西装革履、雷厉风行，怼警察、查高官毫不含糊，妥妥的“体制内天花板”，没想到人家根本不吃“铁饭碗”这一套——没有公务员编制，签的是固定期限聘用合同，干得不好就卷铺盖走人，这种“优胜劣汰”的机制，恰恰是廉署60年保持廉洁高效的核心密码。 很多人不知道，廉署从1974年成立那天起，就没走公务员体系的老路。当时香港腐败横行，警察、海关、市政等部门贪腐成风，连街边小贩都要给“保护费”才能摆摊。港英政府试过用公务员体系整顿，可官僚层级盘根错节，利益牵扯太深，越整越腐。最后痛定思痛，成立独立于政府架构之外的廉政公署，推行聘用制，就是为了切断“利益捆绑”——不用受公务员条例束缚，不用看上级脸色，查案只对法律负责。 68岁的陈志强，退休前是廉署调查科高级调查员，干了35年，签了7次聘用合同。“我1988年入职，当时刚从警校毕业，公务员考试没考上，没想到误打误撞进了廉署。”陈志强说，廉署招聘不看“编制情结”，更看重能力和操守，入职要过三轮背景调查，不仅查本人，还要查三代亲属有没有犯罪记录、有没有利益冲突。“我们的合同三年一签，考核不合格直接不续签，不像公务员只要不犯大错就能干到退休。” 这种聘用制，反而让廉署保持了极强的战斗力。陈志强回忆，1997年他参与调查一起海关走私案，涉案官员级别很高，背后牵扯到多个部门的利益链。“当时有人托关系找我，说只要网开一面，就能帮我转成公务员编制，还能升职加薪。”可陈志强知道，廉署的聘用合同里写得明明白白，一旦涉及利益输送，不仅会被解雇，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我们没有公务员的‘后路’，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案子查透，守住底线。”最终，这起案件成功告破，12名涉案官员被判刑，而陈志强因为表现突出，获得了续聘并晋升。 廉署的聘用制，还藏着“专业至上”的逻辑。调查员的薪资不按公务员等级发放，而是根据行业标准和个人能力定薪，比同级公务员高出30%左右，但考核也更严格。“我们每年要参加不少于200小时的培训，法律、财务、侦查、谈判样样都要学，考核不过关就会被调岗甚至解雇。”陈志强说，他当年的同事里，有律师、会计师、警察，还有前记者，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组成团队，查案时能互补短板。“比如查金融腐败案，会计师负责查账，律师负责解读法律条款，我们负责侦查取证，效率比单一背景的公务员团队高多了。” 最关键的是，聘用制让廉署彻底摆脱了行政干预。作为独立机构，廉署的经费直接由香港立法会拨款，不受政府财政部门节制；调查员的聘用、晋升、解雇，全由廉署内部的人事委员会决定，政府官员无权干涉。2003年，陈志强参与调查一起涉及政府高官的受贿案，有人通过行政渠道施压，要求“暂缓调查”，但廉署直接拒绝了。“我们只对法律和公众负责，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陈志强说，这种独立性，是公务员体系很难做到的——公务员受层级管理，上级一句话就能影响案件走向，而聘用制调查员没有“仕途顾虑”，反而能放开手脚查案。 港片里的廉署形象，其实一点都不夸张。陈志强说，查案时他们经常要通宵达旦，有时为了固定证据，要蹲守好几天；面对威胁恐吓更是家常便饭，他的一位同事就因为查案，家人遭到骚扰。“但我们没有退路，要么把案子查到底，要么被解雇，没有中间选项。”这种“破釜沉舟”的压力，反而让廉署调查员养成了“零容忍”的态度。数据显示，廉署成立至今，调查案件的成功率保持在75%以上，香港的清廉指数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廉洁典范”。 很多人疑惑，聘用制会不会导致人员流动太大？其实不然。廉署的聘用合同虽然是固定期限，但只要表现优秀，就能一直续聘，不少人干到退休都没被解雇。“我们的离职率比公务员还低，因为大家认同廉署的理念，而且在这里能实现自我价值。”陈志强说，他退休后，不少企业开出高薪邀请他做合规顾问，但他都拒绝了。“在廉署干了一辈子，早就习惯了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不想被利益污染。” 廉署的成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廉洁高效的治理，不一定需要“铁饭碗”来保障，反而需要打破体制束缚，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机制。公务员体系固然稳定，但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惰性；而聘用制虽然看似“不稳定”，却能激发人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港片里的廉署职员，之所以能成为“正义的象征”，不是因为他们是公务员里的精英，而是因为他们在聘用制的机制下，保持了独立性、专业性和操守。这种制度设计，既避免了利益捆绑，又保证了工作效率，值得深思。 廉洁不是靠个人道德，而是靠制度约束。廉署的聘用制，用“市场化的薪资、严格的考核、独立的地位”，打造了一支“不碰红线、不徇私情”的调查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