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以外，还有另一个变态的作用，是后来有人无意间听长辈说漏嘴才知道的，说那时候小妾有时候是可以被“送出去”的，怎么说呢，像是一种交换。 那一年是光绪二年，1876年，北方大旱，灾民遍地，地主家也扛不住，急着变现，女人就成了最快的筹码。 这些事，从不写进正经史书，但翻开《清稗类钞》《梦溪笔谈》《履园丛话》之类的笔记杂谈，就会发现，这类“送妾”“换妾”的事，不仅存在，而且普遍，甚至有些被当成一种“人情往来”的常规方式。 最让人心惊的是，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并不被视为不妥，甚至在某些圈子里，是一种“讲面子”的社交方式。 一位清代盐商的日记里曾写过一段话，说他从苏州回扬州途中，投宿在一位老友家中。 老友设宴招待，席后送上一名妾室，年不过十八，琴棋书画俱佳，那一夜他未曾碰她，只是问她一句：“你愿来我这边吗？” 她垂眼不语，第二天，老友笑言：“她是我送你的新年礼，若你不喜欢，也可以送回。” 就像送一坛酒，送一块玉，完全没有人之尊严的讨论。 从制度上讲，小妾本来就不是“人”。 《唐律疏议》称妾为“贱流”，《宋刑统》甚至将其与财产等同，这不是一种夸张，是法律文本明确写出来的地位。 她们既不能正名为妻，子女也不能与正妻所出同列，甚至在一些家庭中，小妾连丫鬟的地位都不如。 因为丫鬟至少是“买来干活的”，而小妾是“送来供人取乐的”，她们的存在是为了填补某种“空缺”，但她们自己永远无法成为那个“正位”。 在这个位阶体系里，小妾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环节，丈夫要讨好上峰，送妾；要换点资源，送妾；要摆脱债务，送妾。 她们不是“被带去”，是“被给出去”，很多时候，她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被“送”是为了什么，只在一天的黄昏突然被叫去沐浴、更衣，然后被装进一辆马车，送到另一家院落，从此再无归路。 说是“送”，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换”，换一匹好马，换一笔银子，换一纸调令，换一个人的信任。 最讽刺的是，在一些文人笔记中，还能看到他们对这些“交易”津津乐道，仿佛那是他们人生中值得称道的“风雅事”。 比如宋代文人苏轼，在贬谪黄州时，曾将一名小妾送给当地官员，换得一间稍好些的屋子。 后来那名小妾怀了孕，被新主人赶出门，最终死在江边，尸体被渔民打捞上来，才知她肚中已有六个月的胎儿。 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事，只说“天命难违”，甚至没有一句悼词。 这样的例子，在古代社会中太多，只是大多数被掩埋在史料之外的灰尘里。 偶尔从某些旧信件、家谱记录或地方志中浮现出来，才让我们窥见那个时代女性的某种真实命运——一个被物化的命运。 不只是政治人物或文人，普通百姓家也有类似的故事。 清末山东有户农家，欠下地主三十两银子，无力偿还，便将年方十六的女儿许配给地主为妾，算作抵债。 姑娘哭闹不止，母亲却说：“你进了他家，吃穿不愁，比我们这破屋强。” 她最终没进地主家的门，因为在送去的路上，她服毒自尽，尸体被偷偷埋在村后的乱葬岗。 那些被送出去的妾室，大多没有好下场，她们在新家庭里，身份更加尴尬，既不是正妻，也不是自己人。 被看作“外来之物”，时常遭到排挤甚至虐待，一旦原主去世，她们更没有任何依靠，很多被赶出门，或被再次转手，成为“会走路的嫁妆”。 民国初年，北京曾有一位妓女，原是清末一位举人的小妾，举人死后，她被正妻赶出门，辗转无依，最终沦落风尘。 有人问她：“你从前也算读书人家的妾，怎么如今落到这地步？” 她淡淡回了一句：“妾从来就不是家人。” 这句话很刺耳，却是对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她们是家庭的一部分，却从未真正“属于”这个家庭。 直到1950年，《婚姻法》正式废除纳妾制度，这种扭曲的人际关系才在法律上被终结。 可稍微往后翻几年，1960年代的某些偏远地区，仍有“二房”“偏房”之类的影子存在，只是换了个名字罢了。 人们习惯用“传统”来包装野蛮，把“礼法”当成遮羞布，却从未真正反思这种制度背后对人的摧残。 今天回头看这些历史，不是为了激起仇恨，而是为了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一个人被当作“物”的社会里，尊严是最先被牺牲的东西。 那些被送走的小妾，她们没有选择权，没有发言权，甚至连“悲伤”的权利都可能被剥夺。 人们常说古代女子命苦，可真正苦的，不是她们吃了多少苦，是她们连“命”都不属于自己，她们不是“活着”，而是“被存在”。 这才是最残酷的部分。 今天讲这些，并不是要为谁翻旧账，而是为了提醒：一切把人当成工具的制度和思想，哪怕只是潜藏在文化缝隙里，都值得被清算。 如果我们不去揭开这些被遗忘的角落，那些曾经的苦难就还在沉默中延续。 她们被送走，被遗忘，被利用，被交换，她们没有墓碑，也没有名字，但她们的故事，应该有人记得。 信源：上游新闻——中国古代纳妾制度：妻为何叫娶？妾为何叫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