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的某天，长春市郊区分局接到了一封申诉信，信是由兴隆山公社（今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兴隆山镇）工农二队社员辛长文所写。 这封信在积灰的办公桌上摊开时，谁也没想到会撕开一桩两年前的悬案。 1976年夏天，兴隆山公社的玉米地刚抽穗，17岁的辛玉梅看完文艺排练后就没回家。 村民们打着手电筒搜遍了水井和农田，只在防护林边找到一只掉落的布鞋。 那会儿公社派出所就两个民警，忙着批斗会和阶级教育，报案记录简单得像张购物清单。 辛长文跑了十几次派出所，得到的回复总是等运动结束再说。 直到1978年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风刮到长春，这封沾着汗渍的申诉信才被摆到刚复职的老侦察员刘伯涵桌上。 工作组进村时没穿警服，背着铺盖卷住进生产队仓库。 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割稻子，晚上就着煤油灯开座谈会。 有人说看见李子轩案发前在辛玉梅家附近转悠，这人是村里有名的惹不起，偷鸡摸狗不算，还把自己妹妹打得住过卫生院。 我认为真正的突破口藏在时间缝里。 霍辉说他21点20分离开排练场，赵德富记得21点59分在岔路口和辛玉梅道别，这中间的39分钟成了关键。 刘伯涵故意在社员大会上念这两个时间，发现李子轩的手指攥得发白，那天他声称自己20点就回家睡觉了。 民警在李子轩家后院菜窖闻到异味时，他突然从炕洞里掏出根绳子要上吊。 预审室的灯泡晃得人眼晕，老杜递过去的搪瓷缸子磕在桌角，你妈说你那晚穿的蓝布褂子，袖口沾着泥。 这句话说完，李子轩的肩膀就塌了，带着民警在防护林深处挖出了用麻袋裹着的遗骸。 1979年《刑法》颁布那天，兴隆山公社的大喇叭播了整整一上午。 辛长文站在自家地头，听见广播里说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时，手里的锄头哐当掉在地上。 后来村里成立治安联防队，第一任队长就是当年帮着找线索的生产队长。 那封泛黄的申诉信现在还锁在长春市档案馆的铁柜里，信纸边角被虫蛀出小窟窿，却字字都透着分量。 李子轩伏法那年冬天，辛玉梅的坟前第一次摆上了新鲜的松柏枝，而刘伯涵笔记本里依靠群众四个字，后来成了公安系统的老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