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逛字画地摊时，发现一幅画有些眼熟，摊开看后顿时脸色大变，这

1952年，北大一教授逛字画地摊时，发现一幅画有些眼熟，摊开看后顿时脸色大变，这竟然是一幅成吉思汗御容像真迹，随后花3块钱买了下来。 信源：（荆楚网——史树青：“捡”这辈子最大的漏(图)2；中国新闻网——关门弟子回忆：史树青的“捡漏”生涯） 那时候的“捡漏”，还不是现在这种被反复讲烂的词，1952年的北京西单路口，街边摆摊的人多是为了糊口，摊子一铺，能卖多少算多少。 秋天风不小，尘土一阵一阵卷过来，地摊上的东西大多灰扑扑的，旧书、旧画卷在地上随意摞着，看不出什么讲究。 崔月荣就坐在其中一个摊子后面，她面前的几卷字画，用旧布随便包着，边角都磨得发毛了。 她自己也未必清楚这些东西的来历，只知道是家里留下的旧物，能换点钱，日子就能撑几天，那几年，变卖祖产的人不少，真谈不上什么收藏意识。 史树青就是在这样的场景里停下脚步的，那时他在北大教书，也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年纪不算大，但从小在琉璃厂长大，对字画的敏感几乎是本能。 他原本只是顺路看一眼，目光扫过摊子时，却被一卷半展开的画轴吸住了。 不是画得多精细，而是那一小块露出来的画面颜色不对，那是一种很干净、很温润的白，不是普通宣纸，也不是后来仿出来的效果，而是老画里才有的那种白貂皮质感。 史树青心里一紧，但脸上没动声色，他很清楚，这种时候要是表现出兴趣，事情就会变味。 他故意装作随意，在摊子前蹲下来，先翻了翻旁边几幅画，问了问价钱，还皱着眉头挑毛病。 说话不急不慢，像是个挑剔又不太懂行的买主，折腾了一会儿，才像顺手似的，用下巴点了点那幅半开的画，问了一句：“这张呢？” 崔月荣看了一眼，语气很平：“您看着给吧。”那种回答不像是精明买卖人，更像是对生活没什么余地的妥协，史树青心里有数，但还是装作犹豫，从兜里掏出三块钱，递了过去。 三块钱在今天听起来不值一提，可在当年，足够一家人吃上好些天，没有还价，没有多说一句话，钱一递，画就卷好交到了他手里。 史树青拿着画离开时，手心都是汗，脚步却不敢快，生怕被人看出什么端倪。 直到回到家，把门关上，灯打开，他才敢把画彻底铺开，画轴慢慢展开，那些之前被遮住的细节一一显露出来。 画中人物戴着七褶狐帽，样式很古老，衣服是明显的左衽，不是中原常见的穿法，纸张厚实，有韧性，手指摸上去能感觉到桑皮纸特有的纹理。 这些线索拼在一起，指向的年代已经很清晰——元代，可问题也随之而来。 史书中一直有记载，说成吉思汗生前不允许画像流传。市面上见到的“成吉思汗像”，大多是后世根据描述画出来的想象之作，就连一些博物馆里收藏的，也多是明代摹本，这一张，会不会也是后人仿的？ 直到他在画面一角看到那枚不太清晰的红印，用放大镜仔细辨认后，才真正坐不住了。印文是篆书，“大元内府”四个字。 这不是民间能随便用的印章，史树青不敢再自己下结论，很快联系了谢稚柳、启功、张珩等几位行家。 几个人围着画看了很久，从线条到设色，从服饰细节到人物气度，一点一点推敲，最终得出的结论，让所有人都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幅画不是后世臆造，而是忽必烈时期，由宫廷画师奉命绘制的成吉思汗御容，大约完成于1278年前后。 它比现存的大多数摹本都要早将近两百年，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接近成吉思汗真实形象的作品。 事情传开后，人们才开始追溯这幅画的来历，原来，崔月荣的公公陈宦，曾是北洋时期的要员，担任过蒙疆经略使。 上世纪初，一位蒙古亲王出于情分，将这幅画作为礼物相赠，后来家道中落，几经辗转，后人不识其贵重，才会流落到街头地摊。 从三块钱到一级国宝，这样的落差放在任何时代，都会被称作“惊天捡漏”，换作旁人，可能早就把画当作传家之宝，或者悄悄变现，换来一生无忧的生活。 可史树青没有，1953年，他把这幅画无偿捐给了国家，有人替他惋惜，说那是半个月的工资，换来的却是什么都没留下。 史树青只是很平静地说，在他眼里，这样的东西本来就不该属于个人，留在自己手里，它只是个稀罕物；交给国家，它才算真正回到了该去的地方。 现在，这幅编号1101的成吉思汗画像，安静地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的人隔着玻璃看着画中那张并不张扬却极具力量的面孔，很少有人会想到，它曾经在北京街头的尘土里，被三块钱换走。 那一年秋天，没有掌声，也没有传奇的自我标榜，只有一个懂得分寸的学者，用克制、判断和良知，把一段重要的历史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