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进士出身，为何还要捐官呢？ 胡林翼二十四岁中进士入翰林院那会儿，大概觉得这辈子的路都亮堂了。父亲胡达源是嘉庆朝探花，岳父陶澍是两江总督，自己又是正经科举出身的“天子门生”，按常理该顺着编修、侍郎的路子往上走。 谁能想到，父亲一死丁忧六年，再回京时翰林院的位置早被别人占了——那时候的官场，守孝三年就等于“失联”三年，更何况他一守就是六年？满人主政的朝廷里，汉人官员本就讲究“朝中有人”，胡家两代清贵，既没银子打点又没靠山说话，翰林院的冷板凳一坐就是六年，连个外放知县的机会都捞不着。 这六年里，胡林翼不是没想过出路。道光年间的捐官已经成了公开的买卖，有钱人花银子买顶戴，穷书生卖文章换前程。但胡家祖训严，父亲临终前还攥着他的手说“宁忍饥寒，勿举债”，他哪肯走这条路？ 直到林则徐、左宗棠这些师友看不下去——当年胡林翼跟着父亲在贵州学政任上，亲眼见过苗民赤脚翻山的穷苦，在翰林院又憋着一肚子治河、剿匪的主意，这么个想干事的人，活活被体制困成了闲人。师友们凑了一万五千两银子塞给他：“润芝，捐个实缺吧，贵州缺官，去那里能做事。” 一万五千两是什么概念？当时七品知县年俸才四十五两，这钱够买三百个知县的位子。但胡林翼没选富庶的江浙，偏挑了贵州安顺——穷得连师爷都不愿去的地方。有人说他傻，捐官不就是为了捞钱？他却在给弟弟的信里写：“天下人输金为官皆为自肥，我去贵州，一是两世受国恩，该去瘠苦之地；二是黔地民风朴，能保清白。” 这话听起来像唱高调，可看看他在安顺的所作所为——自己捐俸禄修贯城河，带着百姓挑土垒墙，晚上住在工棚里，裤腿上的泥巴晒干了一层又一层；剿匪时不搞“宁可错杀”，而是挨家挨户查保甲，抓了匪首还要办义学，教苗人子弟识字。这哪是来当官的，分明是来卖命的。 晚清的捐官制度有多畸形？正经科举出身的看不起捐班，捐班又瞧不起没银子的穷官。胡林翼这种“正途出身却走捐班”的，两头不讨好。但他不在乎——翰林院的文章救不了贵州的饥荒，京城里的应酬换不来百姓的安稳。 在贵州六年，他从安顺到镇远，从剿匪到治水，把书上的“经世致用”写成了实实在在的政绩。后来曾国藩夸他“湘军之基，始于贵州”，这话不假——没有在贵州练出的民兵、整出的保甲，哪来后来镇压太平军的鄂军？ 说到底，胡林翼的捐官不是钻营，是跟体制的赌气。他赌的是：即便要用银子买官，也要买个能做事的位子；即便官场腌臜，总还有一片干净的地方。这种矛盾，恰恰戳中了晚清的死穴——科举正途养出的是会写八股的庸官，捐班制度却逼出了想干事的能臣。 当胡林翼在贵州的山沟里修路时，那些在翰林院骂他“有辱清誉”的同年，正忙着给权贵送冰敬炭敬。多年后左宗棠说“润芝捐官，捐的是天下良心”，这话糙，却道尽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烂透了的体制里，不得不走的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