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白求恩的全名是亨利·诺尔曼·白求恩，他的祖父是知名医生，这让他从小就对医学产生了向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还差一年就能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却毅然放弃学业，报名参加远征军当了一名担架员，在欧洲战场直面鲜血与死亡。 毕业后的白求恩，凭借出色的医术成为加拿大顶尖的胸外科专家，先后在多家知名医院任职，还发明改进了12种医疗手术器械，发表过14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被聘为政府卫生部门顾问，甚至当选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 但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他与底层民众的深度接触。他曾在美国底特律的贫民区开设诊所，亲眼看到穷苦劳动者身患重病却没钱医治，只能在痛苦中挣扎；而与此同时，上流社会的人却能享受最优质的医疗资源，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 1926年，白求恩患上了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他用还处于试验阶段的“气胸疗法”成功治愈了自己。这次患病经历让他更能共情病人的痛苦，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医疗应该服务于所有人”的理念。 后来他随团去苏联考察医疗保健制度，发现那里的社会主义医疗体系以预防为主，全体劳动人民都能享受免费医疗。 这一发现让他眼前一亮，他意识到，只靠个人行医根本无法改变底层民众的医疗困境，必须先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回国后，他积极呼吁推行类似的医疗制度，结果被加拿大政府视为“危险分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最终在1935年11月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1936年，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白求恩立刻主动请缨，率领医疗队奔赴西班牙前线，参与反法西斯斗争。在西班牙，他创造了前线输血抢救的医学奇迹，用实际行动践行反法西斯的信念。 但遗憾的是，西班牙人民的抵抗最终失败了，这让白求恩深受打击，却也更加坚定了他对抗法西斯势力的决心。他明白，法西斯的侵略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抗争，都是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 就在西班牙战事失利后不久，白求恩从广播中得知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的局势。 他专程前往纽约的援华委员会了解情况，他全面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法西斯侵略的深重灾难。 1937年7月，白求恩在洛杉矶参加活动时，与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相遇。陶行知向他详细介绍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危急形势，热切希望国际社会能伸出援手。 他当场表示，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个反法西斯战场的一部分，中国更需要他，他愿意到中国去发挥自己的作用。 之后，他立刻向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负责人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得到了两党的共同支持。 1938年1月8日，已经48岁的白求恩，率领由加拿大护士琼·尤恩和美国外科医生帕尔森组成的医疗队，带着充足的药品和器材，乘坐“亚洲女皇号”邮轮从温哥华启程。 出发前，他回到家乡向年迈的母亲辞行，也见了前妻最后一面。在给前妻的信中，他写下了自己去中国的真实想法：他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拒绝容忍贪得无厌的人发动战争；他去中国，是因为那里最需要他，是他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经过13天的海上航行，白求恩一行抵达香港，随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辗转到达武汉，见到了周恩来。 当得知武汉并非抗日最前线后，他急切地要求去延安，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延安，他见到了毛主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来意，还拿出了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 毛主席向他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根据地的困难，感谢他的援助。这让白求恩更加确定，自己来对了地方。 在晋察冀根据地，白求恩充分发挥自己的医术优势，创办卫生学校培养医务干部，编写战地医疗教材，还率领医疗队辗转750公里，在雁北和冀中前线建立了13处手术室和包扎所。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做了300多次手术，救治了大批伤员。 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带来的药品和器材全部交给根据地，自己则和战士们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窑洞。 1939年10月，他在抢救伤员时手指被割破感染，随后转为败血症。即便在病重期间，他还在坚持工作，直到11月12日不幸逝世。 他不是天生的“圣人”，而是在经历了底层苦难、见证了社会不公、参与了反法西斯斗争后，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中国的抗日战场，恰好是他践行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 时至今日，我们纪念白求恩，不仅要缅怀他的贡献，更要读懂他背后的精神内核——对正义的坚守、对弱者的共情、对理想的践行。这或许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