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开国少将钟伟病倒，儿子钟戈辉守在他身边轻声地问，“爸爸，一个团对一个团，怎样能打赢？” 儿子钟戈辉为了让陷入昏睡的父亲多留片刻，在耳边抛出了那个关于生存与杀戮的终极命题：“一个团对一个团，绝境里怎么赢”这仿佛是一句咒语，唤醒了这位垂死将军骨子里的野兽本能钟伟的眼睛骤然亮得吓人，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光芒。 “跑，先跑”这不是逃兵的逻辑，这是猎手的回马枪，他说：“跑起来，等敌人追得气喘吁吁，突然回头狠咬一口，打懵他们再接着跑，往复几次，一个团也就吃光了”这一生，钟伟似乎总在“跑”与“回战”的律动中寻找胜机。 在那个没有硝烟的时刻，这段话不仅是战术，更像他在那个动荡年代生存哲学的最后注脚——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不动起来验证，你就永远不知道谁是软脚虾，这种关于“动起来”的执念，曾不仅用于逃命，更被他拿来像过筛子一样筛选对手。 时光回溯到解放战场，四野面对装备精良的国军新5军，那是块难啃的硬骨头，钟伟在文家台一战将其打崩，但硬仗打完，也是抓瞎的时刻，俘虏兵混成一团，当官的把军衔一扯，灰头土脸地往人堆里一扎，谁是军长陈林达，底下人甚至怀疑俘虏都化了妆，根本分辨不出。 钟伟的怪招来了：跑圈，他也不审讯，就下令把俘虏拉出去列队跑步，这不是体罚，这是基于人体的“诚实测谎”常年养尊处优的军官，哪里受得住这种强度的折腾，几圈下来，那些身形在战场上还算得体的队伍里，胖子们开始掉队了，呼吸拉风箱似的喘。 跑在最后那个气绝一般的胖子被拎出来一问，果然是陈林达的副官，顺藤摸瓜，那位试图混过关的军长陈林达也就无可遁形，在他眼里，只有身体机能最真实的反馈，才不会撒谎，但钟伟的“跑”有时候是为了这支队伍的纯洁性，甚至不惜背上“叛徒”的骂名。 1939年，那是钟伟性格中最刚烈的一次爆发，当时他在李先念麾下，一场胜仗下来，原本是扩充实力的好机会，李先念满怀乐观，准备一口气收编三个团，想以此为基础开辟新根据地，但钟伟站在那堆衣衫褴褛、神色游离的人群前，眉头拧成了疙瘩。 这些所谓的兵源，底子全是土匪、流氓和游民“现在就把这些人拉进队伍，这是埋雷”钟伟坚决反对，他深知一群没有信仰、习惯了打家劫舍的亡命徒，不管怎么训练，短时间内都只是乌合之众，不仅没有战斗力，还可能在关键时刻坏了大事。 这一架吵得天翻地覆，一顶“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直接扣在了他头上，换做别人可能就认怂写检讨了，但钟伟的倔劲儿上来，那就是九头牛都拉不住，当天深夜，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走人。 他带着刚生完孩子的妻子，老婆身子虚弱走不动，他就找人甚至自己上手用担架抬着，一家三口连夜穿过封锁线，一路奔向苏北阜宁，去投奔新四军，这是一场充满赌气色彩的“逃亡”当初李先念甚至准备开大会要把这个“逃兵”当作反面教材典型来批。 可没过多久，报纸上的消息让人瞠目结舌，那个带着老婆孩子“逃跑”的钟伟，居然在黄克诚手下从支队长一路干到了旅长，战功赫赫，那个支队的战士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逃兵还能当旅长，事实却证明，钟伟当初对兵源质量的判断毒辣无比。 他不但在战术上懂得迂回，在战略选择上更懂得何时该“止损离场”，去寻找真正能打仗的队伍，这种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性格，贯穿了他的前半生，年轻时敢拿着枪指着上级的脑门骂娘，甚至敢在治军极严的彭老总眼皮子底下，把已经押赴刑场准备枪毙的营长给私放了。 在他看来，只要能打仗、只要有理，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他阳刚、暴烈，甚至有些鲁莽，但每次出格的背后，往往都藏着奇迹般的战果，当战火平息，授衔名单下来，只给了个少将，钟伟那个气啊，觉得自己把脑袋别裤腰带上拼了大半辈子，这个级别简直是羞辱。 他也不藏着掖着，那套代表荣誉的将军服被他扔在角落里吃灰，甚至放话要把勋章挂到狗尾巴草上去，这是一种近乎孩童般的撒泼，是对他心中衡量价值标准的最后反抗，但这事儿传到了主席耳朵里。 伟人没有发火，只是让人带了一句话给他：“当年冲锋陷阵，连命都可以不要，现在天下打下来了，为了几块牌牌闹情绪，有意义吗”这就好比一记重锤，敲在了钟伟的心坎上，他虽然狂，但他是个纯粹的军人。 当把“虚荣”和“牺牲”这两个词放在天平两端时，他比谁都清楚哪个更重，那位从不轻易服人的猛将沉默了，甚至有些羞愧，从此，他闭口不谈军衔之事，默默收拾行囊去了北京军区任参谋长。 直到1980年的那个病房里，当初那股子从苏北跑向阜宁的劲头、那股子在文家台让敌人跑圈的狡黠，最终都化作了对儿子最后那句战术教学的低语。 信息来源：湖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