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长沙城，102师师长柏辉章快急疯了。对面是4万多日军精锐，自己手里不

1941年的长沙城，102师师长柏辉章快急疯了。对面是4万多日军精锐，自己手里不到1万人，想向上级要点援兵，结果被一口回绝。他抓起电话，冲着手下团长吼：“敌人冲上来就肉搏，谁敢退一步，自己提头来见！” 电话那头的团长没敢应声，柏辉章却重重摔了话筒。办公室里的煤油灯被震得摇晃，映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这位从贵州遵义走出来的将军，打了十几年仗，从没见过这么悬殊的对决。102师是黔军主力，士兵大多是大山里出来的庄稼汉，穿的是打补丁的灰布军装，手里的步枪还是北伐时期的老套筒，不少枪膛里连膛线都快磨平了。而对面的日军，清一色的三八式步枪，配有山炮、掷弹筒，甚至还有空中支援，4万多人的兵力，是102师的四倍还多。 没人知道，柏辉章挂了电话后，对着墙上的地图愣了半小时。地图上，长沙城被湘江和浏阳河环绕，新墙河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汨罗江防线岌岌可危，102师驻守的福临铺，正是日军进攻长沙的必经之路。上级的命令很明确：死守三天，为主力部队集结争取时间。可这“死守”二字，背后是上千条人命的重量。他想起出发前，遵义老乡们塞给他的腊肉和布鞋，想起士兵们出发时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声音沙哑却透着一股子蛮劲。 战场的残酷，比想象中更甚。第二天拂晓，日军的炮火就覆盖了102师的阵地。炮弹落在泥土里，掀起的碎石和尘土把士兵们埋得只剩半个脑袋。二团三营的班长王二柱，是个刚满18岁的小伙子，上战场前还在给家里写信，说打完仗就回家娶媳妇。炮弹袭来时，他一把推开身边的新兵蛋子，自己却被弹片击中了大腿。鲜血顺着裤管往下淌，他咬着牙撕下军装布条包扎，抓起身边的大刀，对着冲上来的日军就砍了过去。“老子的阵地，凭啥让你们这群狗娘养的占了！” 柏辉章一直在前线督战，他的指挥所就设在一个废弃的民房里，离前线不过百米。日军的子弹时不时打在房梁上，木屑四溅，他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有参谋劝他往后撤撤，他瞪了一眼：“士兵们都在前面拼命，我躲在后面算什么师长？”他亲自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发现日军的进攻主力集中在左翼，那里是新兵连驻守的阵地，防线最薄弱。他当即下令，把预备队调往左翼，同时让右翼部队发起佯攻，牵制日军兵力。 没人想到，这支装备落后的黔军，居然真的顶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士兵们没有重武器，就用手榴弹炸，用大刀砍，甚至抱着日军的士兵一起滚下山坡。有个叫李老栓的老兵，已经50多岁了，是部队里的炊事员，看到前线士兵不够，他抄起烧火棍就冲了上去，硬是用烧火棍敲晕了一个日军士兵。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阵地上的士兵平均存活时间不到三个小时，可即便如此，没有一个人退缩。 柏辉章后来回忆，那三天三夜，他几乎没合过眼。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一口浑浊的河水。他看到士兵们嘴唇干裂，身上布满伤口，却依然坚守在阵地前沿；看到受伤的士兵爬着去捡敌人的武器，看到牺牲的士兵手里还紧紧攥着步枪。他心里清楚，上级不是不给他援兵，而是整个长沙会战的兵力都捉襟见肘，每个部队都在拼命。102师的坚守，关系到整个会战的成败，如果他们退了，日军就会直扑长沙，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天傍晚，主力部队终于完成集结，开始对日军发起反攻。柏辉章接到撤退命令时，102师已经伤亡过半，原本不到1万人的部队，最后撤下来的只剩4000多人。王二柱没能活着看到胜利，他牺牲在最后一次冲锋中，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把砍卷了刃的大刀。李老栓活了下来，却丢了一条胳膊，他说，能把日军赶跑，值了。 这场战斗，后来被写入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史册。102师以少胜多，硬生生拖住了日军的进攻步伐，为会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柏辉章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战斗到底。” 那些大山里走出来的庄稼汉，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民族气节，什么是家国情怀。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正是因为有无数像柏辉章这样的将军，无数像102师士兵这样的普通人，挺身而出，浴血奋战，才守住了我们的家国，才有了后来的民族解放。他们没有先进的装备，没有充足的补给，却凭着一腔热血和坚定的信念，在战场上书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英雄，我们永远不能辜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