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 1952年的北京，秋风已经带了点凉意。北大一位教授，在西单附近溜达，眼神无意间扫过一个地摊。 一个女人守着几卷旧字画，看着都灰扑扑的，没什么出奇。 他信步走过去，随手拿起一幅半开的画轴，想随便瞧瞧。 可就在画轴展开的一瞬间，他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就褪了下去，眼神里全是震惊。 这可不是一般人，他叫史树青，当时在北京大学当导师，更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一辈子都在跟老物件打交道，眼力毒得很。 能让他如此失态的，绝不可能是凡品。 他强压着心里的狂跳，不动声色地问那卖画的女子：“这画怎么卖？” 女子见有人问，有气无力地答了一句：“您看着给吧。” 史树青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但面上依旧平静，他从口袋里掏出3块钱递过去，说：“这些够吗？” 女子点点头，收了钱。一场看似平淡无奇的交易，就这么完成了。 可问题是，这3块钱在当时意味着什么？那会儿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也就这么多，能买16斤白面。 为了这么一幅不起眼的旧画，花掉半个月的伙食费，图什么？ 史树青抱着画轴，脚步匆匆地赶回家，关上门，这才小心翼翼地将画完全展开。 灯光下，画中人的形象清晰起来：头戴一顶白貂皮做的“七褶狐帽”，身穿的衣袍是左边衣襟压右边，也就是“左衽”。 他心里咯噔一下，这可是蒙古贵族的典型服制！ 再看那画纸，用手轻轻一捻，是桑皮纸，质地粗粝又有韧性，这正是元代才有的东西。 更要命的是，在画卷的一个角落，他发现了一方朱红印章，四个篆字虽然有些模糊，但依稀可辨——“大元内府”。 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让他不敢相信的结论：这，可能是一张元代宫廷画师绘制的成吉思汗画像真迹！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史树青纯粹是运气好，捡了个天大的漏。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这双“火眼金睛”，可不是一天炼成的。 史树青从小就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堆里泡大，跟那些老古董打交道比跟同龄人玩耍的时间都多。 早在15岁那年，他就凭着过人的眼力，花两毛钱从旧书摊上淘到了一幅丘逢甲的书法真迹，转手就捐给了国家。 所以，这次发现，不是偶然，是他几十年学养和经验的必然结果。 但很快，新的疑问又冒了出来。成吉思汗不是有遗训，生前不许人为自己画像吗？ 市面上流传的那些画像，大多是后人根据想象画的。 而且，这么珍贵的国宝，又是怎么会流落到一个女人的地摊上，用3块钱就能买到呢？ 史树青觉得这事儿太大了，他一个人的判断还不够。 他立刻把这幅画拿给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几位鉴定大家看，比如张珩、启功、谢稚柳。 这几位可都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随便一个跺跺脚，文玩圈都得抖三抖。 几位老专家围着画，翻来覆去地看，从画风、用料、印章到画中人的衣冠服饰，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最终，他们得出了一个一致的、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的结论： 这幅画，确实是元代的作品，而且是奉忽必烈之命，在1278年左右由宫廷画师绘制的成吉思汗御容像！ 这个结论，直接颠覆了历史认知。 它比台北故宫博物院里那张被公认为权威的明代摹本，还要早将近200年，是目前存世最早、也最接近成吉思汗真实容貌的画像。 谜底一层层揭开，就剩下最后一个了：画的来历。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了当初那个卖画的女子，叫崔月荣。 她说，她的公公叫陈宦，是北洋时期的大官，曾经做过蒙疆经略使。 大概在1912年到1915年间，因为公务和一位蒙古亲王交好，对方就把这幅画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他。 后来陈家家道中落，后人也不知道这幅画的价值，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把它当成普通的旧画拿出去变卖糊口。 一段颠沛流离的国宝传奇，到这里总算有了清晰的脉络。 从蒙古王府，到北洋高官宅邸，再到街头地摊，最后被一双慧眼识珠。 第二年，也就是1953年，史树青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敬佩的决定。 他将这幅价值连城的成吉思汗画像，无偿捐赠给了国家。 有人问他，这么大的漏，自己留着不好吗？他却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 他说：“真藏家眼里没有价钱，只有血脉。” 这幅画，如今静静地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编号1101，是一级国宝。 向世人诉说着那段尘封的往事，也映照出老一辈学者守护民族根脉的崇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