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公审大会，这两名“高干”子弟即将被绳之以法，左边的犯人名字叫熊紫平，右边的犯人名字叫熊北平，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当时他们的身份非常特殊，因为他们的父亲是一名战功赫赫的老革命。 1979年深秋的午后，地区体育场的铁门被挤得吱呀作响。 看台上攒动的人头里，有人攥着褪色的红袖章，有人怀里揣着受害者的申诉信。 被告席上的两个年轻人低着头，藏蓝色的旧军装洗得发白，这曾是街坊邻里羡慕的穿着，如今却沾满了洗不掉的污点。 熊家兄弟的童年在军区大院度过。 父亲的勋章摆在客厅最显眼的柜子里，母亲总爱在访客面前摩挲那些绶带。 警卫员每天送来的特供粮票，让他们从没尝过饥饿的滋味。 可中学课本上的“为人民服务”，在他们眼里渐渐变成了“人民该为我服务”。 逃课去游戏厅时，门卫从不拦着；和同学打架挂彩，母亲一个电话就能让派出所的警告记录消失。 1975年夏天开始，他们的名字成了附近工厂女工的噩梦。 起初只是在巷口吹口哨，后来发展到深夜拦路。 有个纺织厂的姑娘报过案，可第二天领导就找她谈话，说“老革命的孩子不懂事，算了吧”。 这样的纵容像肥料，把恶的种子养得越来越大。 直到1979年初，一个刚分配来的女大学生被拖进防空洞，她拼死咬下了熊紫平的一块肉，这才留下了铁证。 公审那天，公诉人念了两小时罪状。 台下有人哭，有人骂，还有穿军装的老干部红着眼。 熊北平的母亲晕了过去，被人抬出体育场时，手里还攥着一张撤销警告的纸条，那是她三年前托关系办的。 判决下来，熊紫平死刑，熊北平死缓。 第二年春天，监狱传来消息，熊北平用磨尖的牙刷柄划破了手腕。 那段时间全国都在讨论这案子。 上海的胡晓阳案刚判，也是高干子弟犯的事。 中央很快发了文件，要求干部管好子女。 我觉得这不是偶然，就像久旱的地里总要下几场雨，特权思想长了霉，法治的太阳就得晒进来。 后来听说，那个咬下凶手肉的女大学生，成了厂里的法律顾问，专门帮人写申诉材料。 体育场的座位早就空了，当年的喧嚣变成了卷宗里的文字。 现在去档案馆查资料，还能看到那叠厚厚的受害者证词，纸页边缘都磨卷了。 那个撤销三次警告的母亲，晚年常坐在大院门口发呆，手里还是攥着东西，只是再也不是纸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