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北京老胡同的四合院里，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张兰和四岁的汪小菲。 年轻母亲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怀里孩子的小手紧紧抓着她的衣角，背景里掉漆的木门上，还贴着半张褪色的“福”字。 这张照片后来被张兰压在加拿大公寓的床垫下，一压就是六年。 拍照前三个月，张兰把汪小菲送到母亲家寄养。 临走那天孩子抱着她的腿哭，她掰开那双手时，指甲在掌心掐出了红印。 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一别要隔着太平洋，隔着每天16小时的打工时间，隔着中餐馆后厨永远擦不完的油污。 1985年全国出国人员刚过1万人，她揣着舅舅寄来的机票，成了那万分之一里最普通的一个。 多伦多的第一份工是中餐馆洗碗，时薪3.5加元，比北京纺织厂的工资高十倍，却要从早上十点站到凌晨两点。 张兰后来在书里写，洗洁精泡得手脱皮，她就往手套里塞纸巾，一天换五双。 最累的是仓库装卸工，1987年的冬夜，她踩着没过脚踝的雪搬冻肉，突然听见隔壁仓库传来乡音两个北京老乡正为抢一个清洁工岗位吵架。 那天她把自己的面包分给对方，三个人蹲在雪地里，用带着哭腔的京片子数着回国的日子。 第三年，张兰开始给三家餐馆送海鲜。 她发现老板们总为“新鲜”和“价格”较劲，就每天凌晨三点去鱼市，把最新鲜的龙虾按大小分类，用泡沫箱装着挨家送。 有次给唐人街老店送货，老板盯着她冻红的耳朵说“小张，你这脑子不用在餐馆可惜了。 ”这句话后来被她写在笔记本第一页，旁边画着一个简单的餐厅草图。 1991年回国时，她行李里除了给儿子的玩具，还有这本记满供应链细节的本子。 阿兰酒家开在北京东四胡同里时，张兰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 她带着厨师在后院支起灶台，让客人能看见宫保鸡丁下锅的火舌。 有熟客问她干嘛这么折腾，她指着墙上那张1985年的合影“在加拿大洗碗时就想，以后开餐馆，得让客人吃得明白。 ”后来汪小菲问她为什么总让自己搬行李，她没说话，只是把当年仓库里磨破的手套递给他那双手套的拇指处，补了三块不同颜色的补丁。 那张压在床垫下的合影，边角被汗水浸得发卷。 张兰后来把它挂在俏江南的办公室，照片里四岁的孩子已经长大，而当年抓着衣角的小手，最终握成了签下亿元合同的拳头。 这种把生存本能熬成创业底气的能力，或许比任何商业理论都来得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