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6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游览华山 1936年10月26日，华山风紧。 蒋介石裹着大衣往上走，张学良贴在一侧，扶台阶，递手杖，说着寒暄。合影里，两个人站得不远，背后一圈警卫，看上去只是一次平常的视察。 没人会想到，两个月后，西安黑夜里扣住“委员长”的，正是这位陪他爬山的少帅。 那时，他仍是国民政府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军二十多万人听他号令。 少年时混得野，吃喝玩乐样样沾，连毒也上过，下决心戒，又能硬挺下来。这股拧劲儿，后来变成敢杀杨宇霆、敢“东北易帜”的胆量。西安那一手，也是这脾气在顶。 外人眼里，他是蒋介石手里最沉的一块地方棋子。转过身，他桌上摊开的却是几本辩证法小册子。1936年6月30日，中共派到东北军的刘鼎向陕北打密电，说少帅开口，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请中央拿主意。 延安很快表态。7月2日，张闻天电告共产国际，说准备同意，让张学良入党，“有益无损”。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里，也提到在东北军上层“建立党的基础，大有希望”，没点名，话已经说得很白。对当时的中共来说，这无疑是一份意外的厚礼。 几周后，莫斯科变了脸。8月15日，共产国际回电，严厉批评吸收张学良，担心牵扯苏联和南京的关系。手续有没有真正办完，从此成了死结。 能看见的是，两边的称呼越来越亲。 7月3日，刘鼎奉命去陕北，张学良写信托他带给周恩来，抬头叫“恩来同志”，落款写“弟张学良”，又添一句“尔后用李毅”。 此后延安内部电报里，多出个“李毅同志”，外人听着云里雾里。 这些关系最后落到实处，是一车车物资。 长征后的红军，冬天将近，棉衣、口粮都发愁，中共中央连着给共产国际发电催款，“五万、十万都要快”，回音却慢。张学良知道后，从东北军仓库里拨出棉衣一万套、成堆粮食和成千上万双鞋，压着雪路送到陕北。 上海的宋庆龄，也在同一张网里忙碌。 表面上，她是孙中山的遗孀，住在安静的小楼里；楼里架着秘密电台，她同共产国际直接联络，经常通过电波把各地消息往莫斯科送。 “西安事变”那天晚上，孔祥熙捧着一纸声明上门，请她在谴责张学良的文字下签名。 宋庆龄当场拒绝，说“张学良做得对，换了我，也会那么干”。 第二天，她叫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胡子婴，把西安的情况说了一遍，提出想亲自去西安，劝少帅别走到杀蒋那一步。胡子婴回去收拾行李，到了晚上八点，接到电话，只听宋庆龄那头一句“先不去了”。 这一冷一热，多半和一封远道而来的电报有关。 斯大林算得很细，中国一旦因为西安闹到分裂，日本趁机南下，苏联远东压力立刻加重。 他在电报里放话，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设法促成蒋介石获释，就要在国际上把中共骂成“土匪”。这句话从上海电台转到陕北，中共中央原先电报里的“诛之为上”，收进抽屉，新的口径变成“争取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后恢复自由”。 西安城里，风向也在变。洛阳方向的黄永安先反水，把事变情况抢先告到南京。 国民政府控制报纸和电台，对外一片“拥护委员长”的声音，张学良、杨虎城成了“兵谏犯上”的代名词，其他各路军阀多半装聋作哑，阎锡山发来一封句句打太极的电报，略表态度也不多说话。 最扎心的，是延安那头的拐弯。 前几天，中共电报里还在肯定事变，有“时机紧急，可以诛之为上”的语气，周恩来到西安后，也同他谈过建立张、杨、中共“三位一体”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设想。 等斯大林的意见压下来，这个设想悄悄合上，中共退到“调停”的位置，台面上只剩张、杨两家在风口浪尖站着。 后来再提起这段日子，张学良常说：“周恩来说捉蒋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说放蒋的时候，也讲得头头是道。”杨虎城在一旁闷声接一句：“你们讲和平，实际上就是牺牲我。”话不多，却说透了场面。 少帅心里清楚，名义上干这事的是自己，东北军也在自己旗号下，事后怎么算账，绕不过他。 几股劲儿拧在一起：东北军那帮老兄弟跟了他多年，延安那群人让他佩服，蒋介石既是多年上司，又有旧怨。 他最后挑的，是亲自押送蒋介石回南京，让天下人看见，自己不是奔着私仇去的。 他很快被押往南京，后来又被转到江西、贵州、台湾，半辈子困在院墙之内。 失了少帅的东北军，被拆得七零八落，改编、分散、清洗一轮连着一轮。软禁中，他托人带话，说“只有东北军团结，才有我张学良回来的那一天”。 再看那张华山合影，山还是那座山，栈道还是那条栈道。蒋介石站在前头看云海，张学良略微侧身，像在陪笑，又像在出神。 那天的风，从华山吹到西安，也吹进他后来漫长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