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原的李先念、王树声、王震放弃根据地，实施突围。 其实中原当时有六万多野战部队、五万多地方部队以及三万多民兵武装。这比粟裕的苏中兵多。 如果留下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不会那么被动突围而损失惨重。尤其是独二旅，五千多人打没了。 一九四六年的中原，看着像个被人捏在手心里的结，越拉越紧。 河道、公路、铁路一圈圈封锁，图纸上密密麻麻的箭头，全指向那几块零碎的解放区。城里报纸还在高喊和平，村口的老槐树下，已经有人悄悄把锅碗收拾好，准备跟着部队走人。 中原军区挂的牌子不大，摊在地图上却占了要害位置。 李先念顶着司令员兼政委的头衔，把几路人马拧在一起，王树声、王震压在两边，一左一右，像给这块地板钉上的两块铁。 抗战刚赢没多久，伤残人员还没消化完，枪杆子一根不少，子弹就算得比芝麻还细。 四周的政府军压上来，番号一个比一个好看，整师整军地往里挤。表面上说是“接管”，懂门道的人都明白，这叫一层层往死里掐。电报一封接一封，谈判桌上的词句越来越体面，封锁线那边的火力却跟着水涨船高，中原这点地方像被架在火上烤。 留，还是走，这个问题在军区机关里绕了好几圈。 留下来守老根据地，看着像讲感情，实际上是拿几十万老百姓赌命。敌人有火车，有汽车，有仓库，真要打成消耗战，中原这点家底撑不了几轮。谁都明白，守着不动，等于把脖子伸到对方刀口底下。 李先念的想法，说白了就一句话：人活着，比房子重要。 据根据地是打出来的，真守不住，哪怕重新去开一块，只要队伍在，旗子在，路还接得上。王树声从来以硬骨头闻名，这回也不得不承认，硬扛只会让好兵好将白搭进去。 王震那边看情形更明白，熟悉机动穿插，早就在琢磨哪里能钻缝出去。 决定一落地，写在命令上就只有冷冰冰的几句话。 传到连排干部手里，就变成闷在心里的那口气。有人偷偷跑到村头，把老乡叫出来，支支吾吾半天，只挤出一句：“地要先让一让，人得保住。”不少乡亲听完，愣在原地，半晌才回过神来，扭头就回家收拾干粮。 突围那几天，山川河道都被记在小本子上。 哪条河水急，哪一段河岸有机枪火力点，哪个村口时常有敌人的巡逻车，指挥员心里都要有数。行军路线画得乱七八糟，看着像一团毛线，其实每一笔都是算计，哪怕多绕一点路，只要能避开对方的口袋阵，就算赚。 敌人也不傻，一道道封锁线收得紧。 白天偃旗息鼓，晚上点点火光趴在山脊上，等着中原部队往枪口上撞。中原军区只好尽量把大部队拆成几股，像撒出去的几把沙，既互相照应，又不扎堆。 王震那一路，干脆放弃大道，拐进人迹罕至的山坳，靠向导带路，挨着乱石坡摸过去。 王树声指挥的部队，几次咬住追上来的敌军，在狭窄地段死扛，把对方拖在原地。 那种打法不好看，都是硬碰硬的血仗。有人受伤，还在地上拽着战友的裤脚，把枪往他怀里一塞：“快走，把子弹打光就行。”等到烟一散，山坡上留下一片参差不齐的身影。 老百姓也没袖手旁观。 谁家院子里多出几口大缸，就知道里面不是水，是给部队藏的米面；哪条小路忽然多了一堆柴火，也许就是临时约定的暗号，提醒部队那边有人堵路。 还有老人把自家闺女拉住，不许跟着部队跑，只是塞过去一包干粮，说一句：“记着，你欠他们一条命。” 好不容易挣脱最紧的那一圈包围，各路部队已经瘦了一大圈。人数少了一截，队伍还在往前推。有人往大别山靠，有人钻进桐柏山，有人再往更远的地方走。每到一处新地方，都得从零起步，跟当地百姓说清来路，重新搭窝棚、打粮食、办夜校，把旗子插稳。 从地图上看，中原那块老根据地的颜色被抹掉了，似乎像一场败仗。 可数年之后再翻资料，会发现很多在解放战争中立下大功的部队，都能把根系追到这一年中原的那场突围。那点从血路里拖出来的火种，一路点到东北，点到华东，点到长江边上。 前些年军阀混战时，谁占地盘大，谁嗓门高，谁被写在报纸头版。 那时候的打仗，多半是为了面子、银子，兵被折腾来折腾去，老百姓只好跟着躲灾。 中原突围这一遭，做的却是反着来的账：主动让出一块看得见的地，换一群能打能走的人，把仗从一家一户的小算盘里，搬到整个国家的长远盘子里。 一九四六年的那几个夜晚，山沟里冷得厉害。 有人靠着石头坐着睡着，有人缩在战壕边啃半块窝头。 谁也说不清以后会走到哪一步，只知道脚下这条路不能停。 多年以后再提起“中原突围”这四个字，总有人会想起那会儿天上的星星，密密匝匝，好像也在看着这一拨人往前挪，不声不响地记下了那一页。
